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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式村落及其的的特点 　　摘要：遵循费孝通通过类型划分来认识中国农村的思路，提出了“两栖式”村落的概念，并以一个山东村庄为例进行说明。在这个山东村庄中，村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市场经济，他们居住在村落中，却在村落之外的非熟人社会中进行非农业经济活动。村落内外形成了两个财富交换领域，村落外部的财富通过村民的经营流入村落内部，并通过在村落内部的流动再生产着熟人社会的秩序。 　　关键词：村落类型；熟人社会；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1-0086-09 　　当代中国乡村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之中，去理解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乡村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作为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的部落社会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而农民社会却是与外部世界有着一定联系的“部分社会”[1]。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从这种联系来考察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很多乡村研究者都是在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或者市场的关系中来对其进行研究的。本文即是在村落与市场的关系中对村落进行一种类型学考察。 　　一、两种村落类型 　　费孝通在回答利奇提出的微型社区调查能否认识中国农村这一问题时，提出了“类型”（type）概念，主张通过认识不同类型的村庄来达到“逐步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目的[2]。在这一构想下，费孝通对江村考察仅仅是认识中国农村的开始。1938年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回到昆明的费孝通“只休息了两个星期”就马上展开了对禄村的调查。费孝通认为“禄村和江村正代表着两种型式。江村是靠近都市的农村，深受现代工商业的影响；而禄村则还是在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的初期”[3]。可见，费孝通通过受工商业影响的程度对江村和禄村进行了类型区分。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调查中，费孝通又采用了类型学的方法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小城镇[4]11-16。类型学方法贯穿了费孝通不同时期的学术思考。 　　在小城镇研究中，费孝通指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工业化发展方式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小城镇工业发展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使小城镇发挥人口“蓄水池”的作用[4]50。从目前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来看，“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方式多在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得以实现，对于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来说，农民是通过“离土又离乡”的方式参与到工业化进程去的，他们在家乡和东部沿海城市之间来回迁徙，形成了农民工迁徙大潮。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传统村落已经不是他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这导致了村落生活的“空心化”[5][6]或者“过疏化”[7]。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农村中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导致了农村公共生活的衰落，人际关系的逐渐疏离。因为缺乏“人”这一基本的要素，熟人社会中有效行动主体缺失，导致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状况[8]。这一发展过程的极端就是村庄的消失，一个村庄的全部人口都进入到城市中去生活。李培林指出，从1985年到2001年中国村落的个数由940617个减少到了709257个。仅2001年1年，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村落就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70个[9]。打工潮影响下农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引起了学者的关怀和忧虑。 　　在学界普遍关注以“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为主体的村落时，通过“离土又离乡”的方式参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村落受到的关注则相对不足。从数量上来说，这种类型的村落也占有一定比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从农民工构成看，本地农民工（在本乡镇打工的农民工）10863万人，比上年增加289万人，增长2.7%。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比上年增加63万人，增长0.4%。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39.2%，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农民工占了农民工总数的4成，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上升。 　　“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两种类型的主要差别在于农民工参与市场活动的主要空间场所距离自己生活村落的远近。空?g的远近进而会影响农民工在村落内外的时间分配。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到沿海地区打工，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甚至有的人常年不回家，这才导致了村落生活中“人”的缺失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空心化”“过疏化”等现象。在本乡镇打工的农民工则不必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可以仍然居住在村落之中，每天在工厂和村庄之间通勤。这意味着在村落生活和市场活动两者之间在时间分配上是相对均衡的，这就给他们参与村落生活提供了机会。 　　在这里将通过农民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市场的村落称为“两栖式”的村落。农民一脚踏进了市场领域，还有一只脚留在了农村，在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