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模式比较研究 学术资料-中国经济学概论.docVIP

反贫困模式比较研究 反贫困模式比较研究 【作 者】林乘东 【作者简介】林乘东　中央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所博士生　邮政编码：100081 反贫困模式就是针对具体的贫困发生机制与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的因贫施治的反贫困战略，因此，各个国家并没有统一的反贫困模式。 然而，同一个国家往往又包容了多种贫困类型，不仅地区之间存在贫困的差异性，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重合性，一个国家今天的贫困情形可能是另一个国家贫困历史的重现。因此，研究、比较各个国家反贫困的政策内容、政策运行世界各国的反贫困模式，大致有以下类型： 　　（一）增长优先战略[1] 经济增长是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对于缓解贫困的意义在于，经济增长可以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就业水平，直接带来就业收入的增加；并增强政府实施国民收入再分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即使社会上存在少数巨富，并具备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条件，通过财产制度变革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的潜力也是很有限的，财富再分配的结果还可能产生普遍贫穷及反工作动力。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反贫困的基本前提，对整个国家来说如此，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局部贫困地区也是如此。 增长优先战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威廉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和西蒙 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发展理论。前者是刘易斯于1954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处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极低，这意味着劳动力剩余严重并且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极低，一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其工资水平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而又稍高，这样既可以雇佣到扩展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即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是无限的），又可以保证工业部门的利润增长快于工资增长，加速资本积累。只有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力全部被现代部门所吸收，劳动力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时，工资水平才会上升，经济增长就是扩展现代经济部门的过程。由这一理论可以导出两点推论：其一，劳动者收入水平过低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极低和现代经济部门过小造成的；其二，劳动者收入水平极低是增加现代经济部门积累以扩展现代经济的需要，进一步推论，贫困是现代经济未增长的结果，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正如马尔科姆 吉利斯所言：从刘易斯的观点来看，分配不平等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效应，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2] 库兹涅茨通过实证分析提出的倒U型假说，支持了刘易斯的理论。1995年，库兹涅茨在其经济学会会长演讲中提出倒U型假说，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一开始收入差距会拉大，不平等加剧，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开始下降，这意味着缩小收入差距，缓解贫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实现。 上述理论都支持了先增长，后缓解贫困的发展战略，人们还用滴流效应(Tricking Down Effect)来解释这一战略。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增长的好处可能为一部分人所享有，随着增长的继续，增长的好处逐渐滴漏到大多数人身上。 基于上述理论信条，许多发展中国家在50-60年代确立了加速工业化，追求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联合国也制订了支持GNP优先增长的发展计划，如1961年联合国提出第一个发展十年，要求在60年代，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最低限度应达到5%，实际执行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在1960-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4.6%，[3]当然各国的增长是不平衡的。 遗憾的是，尽管有不少国家确实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如拉美的墨西哥、巴西，亚洲的泰国等，但滴漏效应迟迟未能出现，贫困的加剧则到了超过人们的忍耐力和令人不安的程度，人民不能再等下去了！[4]贫困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成了犯罪、暴力、战乱、种族冲突的经济根源之一。这使人们对增长优先模式产生了怀疑。 实践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仅是减轻贫困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不是像滴漏效应论者所相信的那样，会自动惠及贫困人口，能否实现这一点还取决于财产占有制度和经济增长模式。如果在经济增长之始财产占有极不平等，那么经济增长的结果会以更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呈现出来；如果经济增长在空间布局上极不平衡，那么必将有一部分人会分担发展的代价（如通货膨胀造成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却分享不到发展的果实。可见，经济增长这一单一条件不足以导致滴漏效应，还必须有其他条件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