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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博规制的模式演变效果及创新机制的研究 　　[摘要]中国微博规制的演变经历了社会自我规制为主、疏导型规制、整治型规制和以整治为后盾的疏导型规制四个历史阶段。经过这些阶段后，微博规制模式形成了威慑与疏导的积极效果，同时规制政策也存在追赶性较强、建构性与回应性不足的缺陷。现行规制还没有处理好规制手段与规制目的的关系，微博舆论风险具有向微信等其他新媒体转移的可能性。应提高规制创新的参与性、建构性和回应性，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协作治理、公众参与基础上的规制创新机制，以适度干预方式确保公共事件的微博舆论传播促进国家、社会和个人保持建设性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微博；微博规制；微博规制模式；媒体微博 　　中图分类号：C9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5 　　一、中国微博规制模式演变过程 　　中国的微博规制模式的基本精神是兼顾发展与安全、自由与秩序。在“经济发展+社会控制”的总体框架下，中国网络规制模式经历了四个阶段。尽管阶段之间或许难以划出准确的时间界限，但总的来说，在微博发展的初期，决策层对风险的预见性是不够的，出于发展的需要，并未由于风险厌恶而提前施加严格限制，而是依靠行业自律、社会自律的模式进行规制，显示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决策导向。随着公共事件微博舆论传播提示出种种风险，如“盐慌”事件提示了生活风险，“钓鱼岛事件”提示了社会秩序风险，微博规制模式的整治因素越来越明显，最终发展到运动式的整治。经过运动式整治后，为了保持持久的秩序，多元合作、社会自律、公众参与的因素也有所增加。所以，虽然规制政策始终遵循相同的宗旨，兼顾发展与稳定、自由与秩序，但在“经济发展+社会控制”的基本模式下，实际执行的规制模式还是有各种形态的。 　　（一）社会自我规制为主阶段 　　在本土微博成长的初期，中国政府对它们的政策与对一般互联网应用的政策相同。在舆论引导方面，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成为主管部门的核心议程；在监管方面，依据仅限于《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1]。然而，微博功能比一般互联网应用强大得多，它整合了博客、移动终端、即时通信等多种互联网应用。对微博传播沿袭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适用一般的互联网法律法规，就如同对动车适用原来根据一般列车的特点制定的法律法规，事实上形成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我国在2011年“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发生后就遇到这一问题。动车速度远高于过去的列车，事故调查组最初却没有重视这个差异，仍然准备按照原有列车事故调查办法进行调查。。 　　微博从登上我国互联网应用舞台到深刻改变舆论生态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虽然中国政府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历来强调注重互联网安全，对互联网应用中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民权益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十分重视，但在微博平台刚刚投入使用时并未充分预见其潜在风险将以何种形式显现或爆发。实际上，世界上最早的微博Twitter在美国获得广泛使用后，并没有诱发严重的舆论事件或暴力事件。这样，在没有先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中国的微博政策最初是比较宽松的。 　　如果将搜狐、腾讯、网易跟随新浪开通微博的2010年视为我国的“微博元年”，那么微博才过了一年就因为它在“甬温特大动车事故”、“抢盐事件”等突发事件中的巨大传播效应而成了公认的舆论利器，微博空间的“买粉丝”、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等现象也浮现出来。如何适应微博应用的普及，正确处理微博空间信息内容庞杂、良莠不齐、传播迅速广泛、诱发社会管理风险的问题，成为中国政府和官方智库的重要议题。 　　在微博兴起的初期，中国政府没有强势干预。政府的这种放任只是暂时的，随着微博舆论传播出现信息“泡沫”并深刻改变社会心理，原有的舆论引导和网络管理不完全适应新的情况，必然出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可以说，中国政府对微博采取了边发展、边规范而不是自始严格控制风险的政策，这与中国兼顾发展与安全的网络政策是一致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了任何国家要繁荣发展都必须积极建设互联网，并且我国还有自主创新、“弯道超车”的雄心，因而为鼓励互联网发展和创新采取了上述政策。同样，政府在微博平台投入运营的初期并不急于立刻出台系统的政策，而是选择了密切观察、逐步推出相应政策和规范，以免操之过急、抑制创新。 　　（二）疏导型规制阶段 　　微博投入应用后，草根阶层在官方宣传媒体外有了一个功能极为强大的新的信息渠道。2014 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认为，这个平台与博客相比门槛更低，与论坛相比效率更高，因而备受欢迎。但是，微博平台在削弱传统权威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秩序不完全规范的问题。例如，平台服务提供商为了提升关注度，鼓励意见领袖各显其能，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