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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综述 　　由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所、安徽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安徽大学历史系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于2009年12月13~15日在安徽合肥市隆重召开。来自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安徽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六十余篇,会议预定主题为“百越文化与华南民族考古”,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就百越族群及周邻关系、百越各民族文化、华南地区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以及百越视野下的华南民族志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概述如下。 　　一. 百越族群及周邻关系的研究。这是历届年会讨论的重点,本次会议上更是重中之重,提交论文近二十篇。鲁西奇教授整理的石泉先生论文讨论了商周时期长江下游开发的情况、春秋时期吴越的兴起与强盛、吴越都城地望问题及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一与楚文化的分布,认为:商代与西周时长江下游的开发,“东夷”起了很大作用,而东南沿海各省的初步开发,“百越”实为最早的主力;早期吴、越的都城及其相应的重心地区都在淮水下游地区,而不在长江边以至江南地区。另外石先生还提出了“五湖”在今高邮一带、战国时楚郢都还在汉水中游地区等观点。厦门大学吴春明通过对越南东山文化的聚落与墓地、内涵的多元因素的详细分析,探讨了东山文化与“骆越国”问题,认为骆越国的东山文化是在华南百越王国、中原周汉帝国间南征北伐、激流涌荡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融合形成的。泉州师院宋叶、厦门大学王新天在前人对商代历史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从考古学文化来探索商代南方疆域的动态变化,并且阐释了南方疆域变迁中一些特殊现象的成因。中国社科院徐峰以西周时期的安徽江淮作为探讨对象,论述了西周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经略,并以传统文献中“淮夷”的一员――六国为例,重新审视了周人与淮夷的关系。美国毕士普博物馆的焦天龙介绍了太平洋考古学的历史和现状,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知识,探讨了太平洋考古学与中国东南地区先民的关系问题。厦门大学何国俊通过对岭南龙山时代文化多元性的探讨,认为岭南龙山时代文化传承和发展了岭南土著文化传统,同时,龙山时代是岭北文化传入和影响岭南的第一个高峰期,岭南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各类岭北文化的影响,促成了岭南龙山时代文化的多元性。安徽省社科院陈立柱讨论了春秋时期越人与楚交往的几个方面,尤其是彼此交往的通道,指出越人沿新安江到达歙县、黟县一带,过黄山走秋浦河可到江北,或者沿“浙赣走廊”进入赣北,过九江来到江淮与楚汇合。衡山之阳的“九江”也是早期以来中原人南下的重要据点,通过“江淮走廊”即六安经群舒之地到达这里,然后进入江南。南京大学黄建秋以花厅墓地为对象,从墓葬分期入手,对墓葬划分等级、随葬品文化属性以及丧葬习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这里是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与薛家岗文化的交汇地带,在归纳出花厅墓地文化面貌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百越和东夷两个古代民族在史前时期发生的文化交流的一些情况。香港中文大学卢智基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了骆越与滇的文化关系,认为骆越与滇的文化各有异同,但两者均以铜鼓风俗为中心,两族属活动范围有重叠,有不同,主要通过红河等江河交通往来,大的方面可能都属于 掸系而非越民族,具体又因地域等因素而又属于不同的种族。广西文物考古所覃芳等通过对《战国策》、《史记》、《后汉书》、《越人歌》等史料文献中关于苍梧族的记载的分析及相关考古文化遗址的调查研究,着重考察了苍梧族的族属问题,认为他们曾是荆楚地区的原著居民,以后被称为骆越、乌浒,属于西越体系。云南文物考古所肖明华简要介绍了文献中关于“西南诸夷”的记载,结合考古学上青铜文化区进行比较分析,制作了文献族属与青铜考古文化区的对应图,使人们对“西南夷”有了整体的认识。福建师大徐心希论述了闽越文化中的徐、舒文化因素,探讨了闽越文化所接受的徐文化的影响及渠道。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则讨论了大禹与百越的关系。 　　二. 百越各民族文化史研究。这是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美国夏威夷大学Barry V. Rolett先生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和气象学的相关知识,将中国与中美洲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古代历史中的气候变迁与文化崩坏之间的关系。厦门大学郭琼娥从东南地区史前(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遗存入手,结合民族志资料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观察东南地区史前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农耕、采集和渔猎各所占的比重,认为东南地区史前先民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仍以采集渔猎生活为主,农耕活动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绍兴文管所葛国庆从梳理历史典籍入手,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在剖析人体口、鼻腔生理机理的同时,考定古越人“鼻饮”之俗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并透过“鼻饮”现象,讨论“鼻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