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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模式回应世界挑战 　　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在20世纪40年代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现在丘吉尔的这句话，似乎已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甚至导致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少麻烦。套用丘吉尔的句式，我可以说：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 　　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作是“东亚四小龙发展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没有比这种延伸了的东亚模式更好的模式。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虽然也出现过各种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其他模式还无法比拟。与“四小龙”相比，中国模式又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和经济体制的转型。 　　西方20世纪末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入侵和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经济倒退20年。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摊上了这三个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模式的特点 　　 　　中国模式有哪些特点呢?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把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并在此基础之上，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中国把消除贫困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过去二十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第四，采用了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可能地利用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改革的大致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不满。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 　　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和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阿根廷、乌克兰等许多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而像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中国政府认真借鉴。 　　 　　中国模式回应世界挑战 　　 　　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那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万人，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