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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环境史的研究的现状及的趋势 　　中国环境史研究 　　编者按：中国环境史研究成为中外学术界“最热门”的学问之一，对此我们忧喜参半。忧的是，环境史之所以热门，那就表示我们国家在生态环境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喜的是，学者们的研究，能够引起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从而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本刊历来重视域外学术的新进展，这期笔谈邀请了中关两国学界对中国环境史素有研究的学者，就该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发表了最新的见解，希望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红伟副教授在笔谈的组织及翻译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编者在此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中国环境史学的兴起 　　中国环境史是历史学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至多有20年的历史。1995年由伊懋可（Mark Elvin）和刘翠溶主编出版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是第一部明确注明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论著。当我于1987年出版有关湖南的著作时，并没有把它当作环境史的研究，但是后来它却被别人当作一项环境史的研究。此后，陆续出版了许多清代环境史的专著，包括马立博（Robea Marks）、穆盛博（Micah Muscolino）以及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著作，最近又出版了两本由伊懋可和马立博从环境视角撰写的中国通史。刘翠溶在台湾召开了两次环境史的会议，在中国和其他地区也召开了许多环境史会议，学者和民众对环境史的兴趣也与日俱增。然而，如同穆盛博所言，环境史对中国史的总体影响仍然十分有限，环保人士对历史的关注更是微乎其微。 　　如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环境史的诞生是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现代工业社会已经严重影响到自然界，并危及到人类社会本身。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揭露了二战期间发明的杀虫剂对二战后的世界产生的危害，这本书激发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威廉?克罗农，一位美国环境史的先驱人物，在1983年出版了关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一本专著。在日本和欧洲，20世纪70年代的人们就察觉到核能、污染以及荒漠化带来的灾难，这些认识激发了当时的环保运动，以及随后几十年的历史研究。 　　当然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很早就谈到自然界的力量，如修西底得（Thucydides）记录了瘟疫对雅典的影响，司马迁谨慎地描述了地貌对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文化造成的影响，始于20世纪初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农业史研究，则关注政治和战争等短期事件的长时段的背景过程研究。但是20世纪末环境史的研究却已十分清晰地与正在发展的环境保护运动联系在一起，它也使人们比前人更加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于环境史揭示了各个尺度下自然变迁的过程，它也开始挑战民族国家的疆界以及传统历史学家对历史时期的分期。中国可为展示环境分析的作用方面提供一个极好的舞台，因为它有着悠久的文献记录和广袤的面积，以及重视对土地和水资源等重要资源进行管理的官僚传统。当代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既要依靠这些文化遗产，但是也需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超越。 　　正如陈颖佳提到的一样，环境史并非包罗万象的历史，不过，即便如此，正如穆盛博所言，自然的力量事实上确实影响着历史变迁的方方面面。环境史学家如同其他史学家一样，需要仔细选择最适合他们叙述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以及相应的主题范围，不过他们不必按照以前依据史料或者史学公约进行的划分时间和空间的做法，这点可能是目前环境史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中国空间范围的新概念：跨越国界的环境史 　　迄今为止，许多著名的研究（包括本人的在内）都沿着一条注重区域和地方史的路子，这些研究主要依靠大量的方志和地方官员的奏折，如我对湖南、萧邦齐对湘湖以及韩昭庆对中国几个区域的研究都沿袭了这个传统。但是几位年轻学者却把眼光放得更远，讨论跨越中国传统边界的边疆区域，这里的文化形式纷繁复杂。如帕特?吉尔茨（PatGiersch）对云南的研究利用了包括英语和缅甸语的资料，讨论了在清帝国南部边界的贸易路线和文化交流；穆盛博关于中国海岸带渔场的研究不仅包括中国的渔船，而且还包括日本人和其他竞争对手的船队，不仅分析了他们对渔场的生态影响。而且还分析了他们对共和政体采取的国际政治立场的影响。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的博士论文不仅利用中文，而且还利用了重要的满文和蒙文资料，分析了清帝国对具有战略地位的中欧亚地区的态度，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大卫?贝洛（DavidBello）即将出版的著作则探讨了汉族移民对几个边疆地带的农业生态造成的影响。 　　进人20世纪，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使得我们应该注意外国势力和外国资源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绝大多数有关中国20世纪的研究很少重视他们带来的环境变迁的影响。穆盛博最近关于战时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