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中国公募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现实博弈与关系走向.docVIP

协同治理：中国公募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现实博弈与关系走向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事务治理层面上的一个缩影。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长久以来在公共事务治理领域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而非政府组织则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角落。中国的公民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在发展的中国公募基金会成为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其主要价值取向就在于重新审视和调整政府组织与市场和社会、政府组织内部层级间的各种关系，改变政府作为社会唯一权力中心的格局，通过授权和分权，将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民自主组织等多中心的组织制度安排，引入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之中，使它们与政府组织共同承担起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形成一个善于治理的高质量的现代小政府与高质量发达的现代第三部门协同治理的新局面。????一、公募基金会的产生对政府体制变革的意义????在新时期，公募基金会主要是在政府体制变革中形成的，以向社会筹资或者捐赠资金为主，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其在公共服务中的“代理人”角色可以减少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增强政府合法性，甚至转移社会对政府的舆论压力等，有助于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一)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实现公共物品的政府替代????当今中国政府要实现职能的第二次转换，即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要从根本上控制政府规模的增长，实现“有限政府”，纠正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需要社会有足够的自治能力和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因此，政府体制改革不仅需要从政府方面寻求推动力，更需要从社会方面寻求推动力。公募基金会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恰恰是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执政能力，扩大公共服务质量和选择范围的社会基础。公募基金会以其志愿性、专业服务性，承担了支持市场体制“自运行”的部分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实现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此同时，政府与公募基金会以“共同的目标”而非“天然的垄断”为合作基础，分享社会空间的公共服务，共担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当然，这种分享与共担是以政府与公募基金会各自的能力为前提的。在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的转换与公募基金会的成长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国政治运行特质所决定，公募基金会的成长空间受到政府选择的约束。在实质上，两者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与“反思性”构建[1]。在具象上，两者体现为政府职能边界、职能内容与多样性公募基金会的协调、合作以及包容性平衡。公募基金会的成熟发展，对于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二)发挥资源优势，实现双向治理????乔治·里查森(George Richardson)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指出，资源互补的必要性是组织间合作的关键动力。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可被视为积聚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两者的资源和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创新性[2]。Saidel的研究也指出，(美国)政府与志愿组织在健康与社会服务中的合作是很必要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单独完成所有工作[3]。????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公募基金会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使政府与社会个体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得到有效的沟通与贯联，从而使政府能集中精力“掌舵”。公共行政机构与公募基金会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进而向一种“双向治理关系”发展。这种“双向治理关系”是在将具体的公共服务项目转移给公募基金会时，政府在保持对公募基金会的“远距离掌舵”的遥控关系的同时，也允许公募基金会反过来以政府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与资源优势，引导政府的决策活动，承担决策咨询功能。这样政府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逐渐变为“合作者”、“促进者”和“发包人”[4]，这是政府向社会、民间的“权力返还”，也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与进一步优化。????(三)形成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力和影响力，促进政策发展????公募基金会作为一种能够满足社会成员某种共同利益或价值需求的集体行动结构，在力量强大的状态下能够扩大公民自我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制约力，能够监督政府行为、推进政府改革、推动政府的法制化、民主化等。与此同时，公募基金会还能运用其专业化能力，对长期性的政策持续地进行研究与分析，发展公共政策，影响政府决策。公募基金会不像政府机构，一般不必顾及国家全局，大多只关注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如环保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教育基金会等，他们在某一领域加强研究与信息收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针对性，属于“专业性团体”，在很多议题上多能以专家身份，了解问题背后的专业内容知识，并代表着涉及人类发展与生存的各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