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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问责长效机制问题研究 　　一、我国行政问责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2003年“非典”时期以来，行政问责制已经开始成为我国政府体制创新的一项新举措，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纷纷出台相关的法规条例；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建立责任政府，加强政府部门的责任和透明等。这对于行政问责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走向制度化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但当前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效果离预期还比较远，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文化层面的不足 　　1.“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我国是封建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官本位”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官员脑中还存在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错误认识，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抛在脑后，缺乏为人民谋福利的积极主动性，如果出现工作上的失误，很少能够主动承担责任，放弃既得利益，即使通过一定法定程序追究其责任，也会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百般辩解，开脱责任。 　　2.公民问责意识淡薄 　　一方面，同样受“官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公民对权力、政府有着顶礼膜拜，并对之产生畸形依赖。这种臣民意识，表现在政治参与上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政治淡漠感。直到现在，公民的权利意识仍然很淡薄，对政府行为漠然视之，公众对政府的决策、管理、执行等行政行为的参与程度不够。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对政府政务知之甚少，舆论监督机制缺失等原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民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 　　3.官员责任意识缺失 　　权力与责任往往是相伴而生，每一种权力的背后都承载着与之相对应的责任。然而有些领导干部和地方政府官员在具体工作中却有意忽视或割裂权责之间的天然血脉，注重权而忽视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注重对上负责而忽视对下负责。更甚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漠视手中权力的公共属性，不但没有运用公共权力为公民服务，反而将手中的权力异化为牟取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的工具。 　　（二）制度层面的不足 　　1.行政体制权责不清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行政首长和副职之间以及党政之间存在权责不清，权责不对称现象，致使我国政府进行问责时，问责的客体即问责对象往往模糊不明，最终的处理使问责制归于无效和不公平。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部门之间权力划分存在很多交叉、重叠之处，有利可图时积极行使权力，争夺权力，出了问题则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导致责任主体的模糊化和虚拟化；另一方面，我国行政官员的多重身份导致了责任对象的交叉。 　　2.问责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2003年SARS之后，中央及各省市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务员问责的法律，这些规章制度的颁布出台，向行政问责制走向制度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创制一部全国统一、完整的、容易操作的法律来规范问责制的实施。关于问责制的“法规文件数量繁多、内容杂、可操作性差，给问责主体在量责适裁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危及问责制的公正性”，“对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的规定，各地的暂行办法存在着诸多的不一致”。更有甚，“一些地方政府创制的专门问责法规与法治体系多有冲突，其合法性、持性受到普遍质疑。” 　　3.监督机制不力 　　推行政府问责制必须有一套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与之相配套，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政府责任履行进行的监督，责任政府就会成为公民的奢望。目前的监督现况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内部监督，由于部门利益，往往“相互礼让”；外部监督，主体众多难以形成合力；专门监督，虽制度不少，但实施起来步履艰难。 　　4.配套制度供给缺失 　　政府问责制的实施虽然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环境尚未形成。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公民参政的前提是公民充分的享有知情权。据统计，我国80%的信息资源为政府拥有。由于没有《信息公开法》，信息公开带有较大的随意性，重要信息依然难以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民众监督、问责缺乏充足的证据。其次，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正规的绩效评估体制对于检验行政行为是否规范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政府尚未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单一落后，评估人才匮乏，且政府官员对绩效评估存在心理上的抵制，制约了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实际推进。再次，救济制度缺失。“权利依赖于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对受到处分的政府公职人员问责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此外，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也不存在公益诉讼制度。 　　 　　二、基于绩效完善中国行政问责机制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行政问责的柔性机制――文化氛围 　　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制度的硬规定，也来自于民众与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