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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的研究 　　摘要：中外合作高校是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项战略选择。政策因素深刻地影响中外合作高校的发展，对其进行优化具有一定的逻辑必要性和实践紧迫性。中外合作高校的相关政策必须在目标理念、执行过程、要素组合方式、实施手段四个方面进行优化，做到四个统一：即质量保障与人才保留相统一；“依法科学”与“防惩结合”相统一；明确定位与合理规划相统一；事前审批、事中监控、事后评估相统一。 　　关键词：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人才流失；教育主权 　　中外合作高校是“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含外国学士以上学位教育）且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相关政府文件中有诸如“中外合作大学”“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举办独立设置高等学校”等多种名称。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11所中外合作高校，其中8所已建、1所筹建和2所拟建（深圳吉大昆士兰大学、北理工-莫斯科大学（深圳））。 　　从中外合作高校设立条件及相关重大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一直都是在政策的支持下逐渐繁荣起来的”（王璞、李玲玲，2013）。随着国家更多专项政策的出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发展势头强势，空间潜力巨大。然而，我们必须厘清目前办学中存在的问题，追寻产生的政策性根源，优化相关政策，才能引领中外合作高校走内涵发展、合作共赢的办学之路。 　　一、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的逻辑必要性和实践紧迫性 　　（一）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的逻辑必要性 　　政策质量优化的逻辑必要性是指其发展与相关政策出台之间的逻辑联系，即政策质量优化有助于中外合作高校的发展，再由实践催生了政策的出台及优化，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对此，由二者的时间节点对照可见一斑（见表1）。 　　表1中外合作高校与相关政策时间节点对照表 　　相关政策出台 中外合作高校设立/筹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2001） 长江商学院（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2004） 宁波诺丁汉大学（2005）、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06） 　　《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2010）、《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2011）、《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2013）以及2011年以来各省出台的相关政策 上海纽约大学（2010）、温州肯恩大学（2011）、昆山杜克大学（2012）、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2）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2015年筹建） 　　对比中外合作高校设立的时间及其相关重大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可以清楚发现：我国中外合作高校的发展与重大政策文件的出台时间具有一定的重叠性，证实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进一步推动中外合作高校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国家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国际竞争力，必须要优化中外合作高校相关政策，决定了研究的逻辑必要性。 　　（二）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的实践紧迫性 　　随着中外合作高校办学实践的发展，中外合作高校办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亟待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以引导与规范中外合作高校的建设，决定了研究的实践紧迫性。 　　1.办学质量低于预期 　　首先，中外合作高校本身办学质量缺乏保障。Philip G. Altbach（2010年）立足于美国高校海外办学的角度对其办学质量表示质疑，认为无论从师资、生源、校园环境、还是从东道主国情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来说，美国高校在海外办学都很难可持续发展。Philip G. Altbach（2011）再次质疑“海外分校有未来？”并进一步细化对教授质量时间、管理水平方式、生源质量数量、学术自由环境、持续资金投入、大学权力博弈和其他等一系列因素的分析研究，认为其办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在于生源质量和师资队伍。一是生源质量，虽然部分中外合作高校已经开始参考高等分数，并将其分数线划归“一本线”，但是面对传统的“公立高校观”和“出国留学潮”中缺乏显著优势，仍然在吸纳顶尖人才方面处于弱势。二是师资队伍，专家名师中充斥着“候鸟型”“假期型”甚至“周末型”外国教授，“讲座”课程、“集中授课”成为教学中的常态。常任教师中难以吸引高精尖人才。 　　其次，部分中外合作高校的办学定位过高。比如某校的定位为“亚洲第一、世界顶尖”，且不论合作的中外双方高校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