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的研究.docVIP

一线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摘要：中国是制造大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基层一线农民工的需求量大，这个不断壮大的群体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显示出诸多问题，过大的就业流动性导致农民工在生存层面和精神层面产生的问题直接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平稳发展造成影响，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因素，在青岛市促进农民工就业政策通知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保障其根本权益。 　　关键词：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就业流动性；影响因素 　　一、农民工流动性现状 　　本文从微观角度界定流动性，是指劳动者在参加工作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变换工作的次数和频率，与微观视角下的稳定性相对。专指就业人员在不同单位之间的流动，不是指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而是从工作稳定性角度来观察农民工就业流动的。个人层面，新生代农民其崇尚自由、追求个性宁愿少挣钱也不愿意太长时间加班工作。他们更看重用工单位的软环境。家庭层面，传统农民工大多年龄较大，有稳定的家庭，需要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愿由于较强流动性带来的风险。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家中的独身子女，且大多未婚，工作只需要支付个人消费，因而选择更自由。社会层面，二三线城市发展迅速，用人需求增大，由于迁移成本高，之前回流的农民工不愿意返回，影响供需比例。 　　二、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影响 　　1.社会安定层面――犯罪率上升 　　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制度性歧视仍是一个根本性的事实。虽然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取消户籍歧视，但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里人隔着一条人为却难以逾越的鸿沟。被剥夺的心理和不满情绪――城乡贫富差距的逐年加大是导致农民工心理失衡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干的是最重、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活，报酬却与之不匹配，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心理。在自身利益长期被忽略以致损害的情况下，容易引发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严重不满，并在个别人身上发展为反社会心理。 　　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与生活上的贫困相比，更让农民工难以忍受的是不被城市接受，不能与城里人正常交往与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感受到平等与尊严。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经常受到个别城市居民的不公正对待。有的居民以自己城市人的身份歧视农民工，将农民工视为“外来人”，将他们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甚至故意在公共场所欺负、捉弄农民工；严重伤害了农民工自身的尊严，个别城市人还以对农民工进行刁难和人格侮辱为乐，这很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里人的“族群对立”，他们中的个别人则可能在人格受损时以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偷窃、群殴等极端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怨恨情绪。 　　他们认同城市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是“无根”的人，身份尴尬、撕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无人沟通、心理脆弱，又处在不安定的环境中，在受到一定挫折和刺激后，没有合适的发泄方式又没有接受正规的心理咨询疏导的机会一些人便会采取极端行动，甚至会发生一些犯罪行为，使得区域犯罪率提高，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 　　2.经济发展层面――频发“用工荒” 　　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外部需求不足致使我国出口量大大下降，大批外贸加工企业订单量急剧减少，有些甚至倒闭，引发农民工“返乡潮”，但随着近几年经济回暖，订单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增加，但随着迁移成本的增加，当地经济增速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且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外出打工的成本和风险都比留在本地大，加之金融危机之后的大批裁员，牺牲农民工利益来降低成本的做法让农民工自身缺乏安全感，劳动力输出集中区域的农民工返乡后不愿再回到原企业，社会、科技的进步使得同一岗位的岗位要求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无法适应改变，故农民工“回流”状况明显，且《新劳动法》对工时、工资保障作出的规定使企业招工难度和成本都大大增加，招不到有质有量的工人，企业的运营成本及风险也大大增加，这种供求不相匹配的状况导致“用工荒”，影响企业正常的运作和发展，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实证分析 　　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对青岛株洲路劳务市场、中韩地区、北村地区等农民工聚居地的150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共回收95份，有效问卷90份，问卷回收率为63.3%，问卷有效率为60%，符合统计研究要求。对问卷结果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得出相关数据。此外，一些宏观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2年、2013年、2014年农民工监测报告。 　　四、就业流动性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以下指标分析都将以调查对象“至今更换工作的次数”来衡量工作流动性大小，并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类型调查对象更换工作次数的均值来比较各个影响因素对于就业流动性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