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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农民工健康服务的体系及其保障机制的研究 　　摘要：分割型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弱健康人力资本的交互累积效应、健康服务支出的沉没成本效应、伦理价值观的惯性约束效应、农民工主体的弱健康服务诉求及信息传递障碍的制约，使我国农民工健康服务供给明显不足，难以形成一个完善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因此应当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中心、企业广泛参与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的“三位一体”模式，并设立以企业为核心的制度保障机制，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三位一体；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32-05 　　一、引言 　　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是人力资本供给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整个社会人口生产性的可行方法。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亟待拥有自己可以依托的健康服务体系，以降低潜在健康风险。我国现阶段已经形成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主要强调健康风险的两大分担机制，即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体系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1]。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体系包括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其中，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主要侧重于医疗保障和医疗公平，目的在于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但农民工往往远离家乡，使自身难以处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服务覆盖范围。另一方面，作为外来群体，农民工又难以纳入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这就出现了农民工在医疗保险服务方面的真空地带，因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降低农民工的健康风险方面显得不足。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主要在于缓解农民工就医负担重的问题，表现为遭受健康风险冲击的农民工通过向亲戚朋友借贷筹措资金，进行健康风险规避，此种健康风险分担机制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特征[2]。 　　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建立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工少生病、不生病，健康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最大幅度降低健康风险的冲击，提高农民工健康人力资本，但现有的两大健康风险分担机制尚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势在必行。 　　现有的理论注重对农民工健康状况、健康需求、健康风险冲击因素以及健康促进的研究，如赵忠、侯振刚基于Grossman模型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健康需求[3]；蒋长流将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冲击因素归结为农民工弱健康风险意识、低价挤入城市就业市场，以及医疗、保障、信息等方面的因素[4]；朱玲认为健康促进活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促使个人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教育因而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5]。但目前对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公共健康、卫生服务、职业健康与安全保障等涉及健康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关注均是侧重于单个领域视角，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农民工健康服务缺失的原因研究缺乏经济学的解释，而且对完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单纯强调政府或者企业的责任，仅仅发挥单一主体的作用，对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建立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的保障机制也没有形成统一构想。 　　本文通过对江苏、浙江近1 000位农民工健康状况及健康诉求的调查，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剖析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缺失的原因，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的“三位一体”模式，并阐明了其保障机制。 　　二、农民工健康服务缺失的原因剖析 　　目前我国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面临诸多问题：政府的健康服务政策信息难以及时传达；多数用工组织或机构尚未建立农民工健康档案，缺乏专业化的健康管理和系统的健康教育；农民工健康支出较低、健康保健技能缺乏等。这些问题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完整的健康服务，削弱了其对健康风险冲击的防范与应对能力，究其根源在于： 　　（一）分割型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弱健康人力资本的交互累积效应 　　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运行的是城乡分割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以进城务工农民为主的低级劳动力市场和以城市居民为主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在低级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数量众多、整体素质偏低、整体谈判能力低下，造成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竞争地位，而一般工人高级劳动力市场上的状况却恰好相反。面临这种处境，首先，多数农民工被迫流向技术能力要求较低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健康风险的重灾区；其次，数量多、竞争力低的农民工过度挤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出于获得工作的便利和较高工资的考虑，不得不牺牲健康需求和健康服务，从而把自己更好“推销”出去[6]；再次，为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或者把农民工健康风险防护费用变成企业的隐性利润，劳动力需求方可以凭借其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的强谈判优势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差别化的健康服务条件。例如部分企业的职工工伤保险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减少对农民工职业安全培训及职业健康教育的支出，课题组调查表明：14.5%的农民工表示企业并没有承诺提供安全生产保护措施，20%的农民工表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