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路径选择农地入股流展股份合作经济以广东梅州长教村为例.docx

农业产业化路径选择：农地入股流转、发展股份合作经济 ——以广东梅州长教村为例 【内容提要】 本文依据广东省长教村农地制度变迁的轨迹，从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互动的视角，分析了不同农地经营权流转模式下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绩效，并探讨了农业产业组织演进及其趋势对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框架内，转包、反租倒包、“股田制”租赁等不同农地流转方式诱导了不同的契约选择和产业组织形式，在缔约方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绩效和收入分配变异，但都不能稳步促进长教村农业产业化发展。从其产业组织发展趋势来看，农地经营权入股流转、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将成为长教村推进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必然趋势。基于路径依赖下最大化净收益的制度改革路径选择，满足农业产业组织发展对农地制度变迁的要求，这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农地流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并为农地制度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 【关 键 词】经营权/流转/农业产业化/股份合作经济/一体化产权结构EE91M65UU8395603 ????一、引言????改革开放初期，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重新建立了农村微观经营主体，符合当时农村生产力落后、经济结构简单与封闭的现实，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搭便车”的问题，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工业化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种体制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农村实体经济组织缺失，农产品结构不合理，达不到市场要求。一方面，产品结构趋同导致滞销和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农产品结构升级缓慢，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变化。农业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低导致比较利益低，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等现象日益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建立现代农业体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一号文件”连续七次锁定“三农”；学术界给予广泛关注，文献成果汗牛充栋。????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严瑞珍，1997)，是农民组织化、产加销一体化和农村经济组织演变与创新的过程(杨欢进、杨洪进，1998；周立群，2001；牛若峰，2006)。在这个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业化分工已催生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市场等经济组织，并出现多种产业化经营模式，例如“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专业市场+农户”、“专业市场+基地+农户”等，通过契约关系联结小农户和大市场，社会化、规模化、专业化地配置资源要素。这些准垂直一体化的农业组织，虽然缓解了市场流通难、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和要素配置规模化程度低等问题，但契约的不完全性、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分担机制缺乏等导致契约履约率低(刘凤芹，2003；张兵、胡俊伟，2004)，双方难以结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不能说是理想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黄祖辉，2008)。????实践表明，农村制度变迁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创新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最理性选择(乔榛等，2006)。农地制度是中国农业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在1978年诱致性激进式地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地制度改革转变为诱致性渐进式变迁，通过内生制度需求渐进推动制度改革。然而，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所产生的巨大绩效的掩盖，国家只进行了制度修正和边际调整，而忽视核心制度再创新，导致“三农”问题突出并呈现积累态势，如果不及时创新农地制度，便会逐渐步入制度供给陷阱(刘广栋、程久苗，2007)。也就是说，原子型过度竞争的农业产业市场结构及其绩效演进客观要求农地制度变迁。农地制度变迁之要义在于产权，不同产权设计对农地配置产生不同的激励与约束，对经济效率产生决定性影响。基于国家性质和人多地少的国情，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经营制仍是中国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实现“人人有饭吃”的现实制度选择，即农地不能简单私有化或国有化，须依效率原则进行局部变革，这得到多数学者认同。随着农业科技进步与劳动分工的发展，规模经济在农业中表现得越来越显著，农业集约化经营趋势不可逆转，亟需解决农地规模配置问题。这使得农地经营权流转成为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基础条件(马晓河、崔红志，2002)，满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客观要求。当前，尽管农地流转较为普遍，出现转包、转让、互换、反租倒包、“四荒”拍卖、租赁、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但由于农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和流转制度不健全的制约(钱忠好，2002；叶剑平等，2006)，总体上中国农地流转缓慢，远远滞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进程，流转市场面临需求大于供给的不均衡状态(钱忠好，2003)。因此，在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框架内，如何创新农地产权制度、选择恰当的流转机制，促进农地市场发育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