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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商会的研究综述 　　[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从中国商会史研究、商会与职业教育互动发展研究、境外商会研究、商会与政府互动发展研究、商会内部治理研究等方面对2015年国内商会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关注了2015年商会研究中一些较新的领域与观点。 　　[关键词]商会 研究 综述 　　商会是中国社会组织改革的排头兵，其改革实践与发展探索往往对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学界对商会一直比较关注，历年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以2016年4月15日为时间节点，在中国知网以“商会”“行业协会”“商人社团”“商人团体”为关键字，在“期刊”“特色期刊”“学术辑刊”3个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得到相关文献898篇，其中可以归为学术论文类的文献大约有191篇①（其他多为新闻或政策文件）。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典型文献进行简单的梳理与回顾。 　　一、商会史研究 　　中国当代学者中最早对商会开展研究的群体是历史学家。由于商会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商人社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团体”。出于各种压力，在改革开放早期（以及计划经济时期）是很少有人敢谈论商会的，但历史学家不一样，他们可以带着“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团体，顺便探讨一下他们的价值。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商会史的研究就颇具热度，徐鼎新、朱英、马敏、虞和平等学者在当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商会（历史）的论文[1]，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有关商会史的研究论文在2015年商会研究文献中占较大比例，共有31篇，为总数的16%。从学者的关注点来看，他们对商会史的研究与人们对当代商会的研究似无明显差异，主要集中于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商会的内部治理等领域。“历史应是人类的教师”，人们研究商会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指导现在和未来的实践，今天的商会无疑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智慧。 　　（一）近代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 　　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会受到政府的影响，而早期（清末）中国商会往往是由政府劝办的，更易受政府影响，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对于商会来说是不可回避的，因此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尤其为历史学者所关注。 　　苏永明等考察了清末民初景德镇商会，认为当时景德镇的官府与商会是上下级的关系，因为官府对商会行文用“令”，商会对官府行文用“呈”。同时他认为，景德镇商会在官府的领导下，积极努力改良陶瓷制造，发展商业，调息劳资纠纷；热心社会公益，兴办学校，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等，为景德镇社会经济的稳定繁荣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 　　苏?M?M考察了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天津商会的整顿改组，国民党整改商会以试图统一商民组织，这是中国商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传统的研究主要关注国民党政府对当时的中国第一商会――上海总商会的整改，而对其他商会的整改见于文献的颇少。苏?M?M的研究表明，天津商会对整改的抵抗比上海总商会尤甚。徐鼎新所著《上海总商会史》认为，国民党对上海总商会的整改始于1927年，至1931年就已实现对该会的完全控制[3]，但天津商会则不然，在1928―1937年长达10年的时间里，虽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干涉天津商会选举”、制造“商会内部矛盾”等措施，但一直未能完全控制商会，直到抗战的全面爆发，各方已无暇进行博弈[4]。朱英考察了广州市商会在1937 年营业税风潮中的作为，认为广州的营业税风潮能够坚持近3个月，广州市商会“全程有组织、有计划的指导，并始终利用请愿这一合法途径以及营业税法有关章则进行争辩”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朱英认为“在1930 年以后的所谓近代中国后商会时代，广州市商会……仍然能够坚持为商请命，对政府强制推行的损害商人商界利益的不合理税收展开抗争，显示出商人社团组织的本质作用”[5]。 　　（二）近代商会的内部治理（管理）方面 　　由于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较差，因此，如何在民间化的条件下实现有效的内部治理亦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在商会史研究中这一领域也颇受重视。 　　经费缺乏可能是当代中国商会发展最大的困境所在，赵婧研究了抗战胜利后杭州市商会经费筹集状况，试图说明当时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很多商会档案显示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他们“会费不敷支出”，但这些商会仍能正常运作，且会务还有增无减。赵婧从当时的商会制度进行考察，并说明了原因。首先是法律层面的原因，依据当时的《商会法》，商会的经费主要有两项来源，分别为“事务费”与“事业费”。事务费用于商会自身维持，说会费不敷支出，即是此项费用。而事业费是专款专用的，“由会员大会决议筹集之”，因此，商会可以这一名义筹集经费，实现劳军、资助清寒学生等活动。其次，人们在困境中的智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杭州市商会就有“特别费”制度，根据该会章程，特别费是指当商会遇有特别支出及预算不敷时随时由理事会决议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