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研究评介.docVIP

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研究评介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消解内忧外患的重压、改善政府形象，联合乡村建设派开展了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县政建设实验。这一实验是更早一些时候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内容十分丰富，显示了基层改造（乡村改造）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经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现下还不太多，且不够直接、全面、深入，整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李伟中博士2009年发表的《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系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主编《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丛书》之一），选取当时声名最著的邹平、定县、江宁、兰溪等四个实验县加以述评，并以之为基础，概括出县政建设运动的整体特征，进而从现代化视角对县政建设运动的实验群体、实验理论、实验表现进行解析，认为县政建设实验是在近代国家与社会分野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政府为回应社会“救亡”和“国家现代化”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力量合作推动社会转型的一次大规模尝试，由于主持县政建设实验的知识分子在群体属性上的差异，导致出现了“科学的实验”、“哲学的实验”和“政治的实验”三种不同模式，它们在实际操作中各有利弊，最后，由于多种原因不了了之，虽然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次大胆探索，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改革颇有借鉴意义，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将就其框架，择要加以评介。 　　关键词：乡村；社会转型；现代化；乡村建设；县政建设；知识分子；文化；教育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进行的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次大胆探索，虽然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的改革颇有借鉴意义，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将就其框架，择要加以评介。 　　1 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的缘起 　　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自然灾害和内战的频繁打击下，中国乡村日趋衰败，国家和民族振兴遥遥无期。一批既对国民党政权不满、又不赞成共产党激烈革命路线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在国共之外找到解决困境的第三条道路，为此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逐渐发展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其代表者如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国民党颇为忌惮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同时，又迫切需要消解内忧外患、展示政府开明形象。基于这些原因，它断然发起了县政建设运动，试图籍此同化游离于政府掌控之外的异质社会势力，消除潜在不稳定因素，以达到促进行政效率、巩固基层统治、奠定国防基础之目的。 　　2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实验 　　李伟中先生认为，邹平这样偏僻的农业小县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闻名的县政建设实验县，实际上是地方军阀韩复榘和乡村建设派相互利用的结果。前者旨在籍乡村建设（县政建设）控制地方豪强、维护乡村秩序、增加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后者欲借机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乃至小集团的私利，这种合作显然不是纯洁的，而且也是有限度、不稳定的。 　　邹平乡村建设（县政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梁漱溟的“乡治”理论，其要有四：1、在中国推行地方自治须恪守彼此尊崇、相待以诚之固有精神，西方制度行不通；2、地方自治须结合中国社会、文化之特点，从乡村自治始；3、乡村自治须从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入手；4、乡村自治须合乎乡村固有之习惯心理，适应乡村长老政治之传统。这一理论既不同于西方自治思想，也不同于孙中山的县自治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长老政治和西方合作制度的结合体。实践这一理论的具体机构是1931年6月成立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邹平全县为实验区。 　　从1931年6月到1933年6月，是邹平开展乡村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实验就是社会改进，涉及三个方面：1、培养各种乡村建设人才；2、设立政治、经济、教育一体化的乡农学校；3、以棉花、禽畜为重点，积极进行农副业改良；4、以棉花运销合作为重点，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农副业合作。这些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看，还显得比较零乱，缺乏一个总体性的规划。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四个原因：1、缺乏实践经验，内部意见不统一；2、没有足够的权限；3、缺乏经费；4、实验县人事更迭频繁。 　　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后，南京国民政府启动县政建设实验。1933年6月，邹平被划为实验县之一，实验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通过裁局改科、设立“政教合一”的乡学和村学、采取官民双向互动的县政运作方式，扩大了基层民众的参政面，明显改善了县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决策水平；2、通过设立农村金融流通处、推进各项农副业改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冲击，活跃了乡村经济；3、以促进产销为中心，运动多方财源，积极发展各种合作社；4、根据王怡珂国民武装论和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