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制度跟其中国化模式选择.docVIP

辩诉交易制度及其中国化模式选择 刘廷华 摘要：辩诉交易是控辩双方基于互惠而进行的一种契约行为。它能够明显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同样可能侵犯了被告人的宪法权利、有违社会正义、引起权利寻租，其运行需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契约自由观念、实用主义哲学以及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权等几个条件。鉴于具体国情，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必须解决包括构建保障机制、确立便宜主义诉讼原则、限制交易范围和内容、规范交易形式和程序、以及健全救济机制等几个问题。 关键词：辩诉交易；诉讼效率；限制；规范；救济 一、辩诉交易的本质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消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1]在实践中，常被采用的是起诉(指控)的修改和与处罚有关的协议两种。[2]指控的修改可能涉及到减轻指控或去掉一个或更多的指控，它包括罪名交易和罪数交易两种：(1)罪名交易。包括：一是检察官以允诺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要轻的另一罪名要求被告人认罪；二是当嫌疑人犯有某类在社会上影响更为恶劣的犯罪并害怕从此声名狼藉，影响其今后的社会生活时，检察官以允诺改控其他罪名而换取被告人的认罪。(2)罪数的交易。当嫌疑人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争取嫌疑人承认有罪，许诺将本应指控的数个犯罪改为仅指控其中一个或较少个数的主要罪行。与处罚相关的协议，亦称量刑的交易，以被告人认罪为条件，检察官承诺向法官提出从轻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建议或者不反对被告人请求判处特定的刑罚。除了交易的内容外，辩诉交易还涉及其他几个要素，这包括：其一，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主要通过其辩护律师进行交易)。其二， 交易的法律后果是案件不进入正式庭审，而由法院对辩诉协议予以确认并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诉讼程序终止。其三，通过交易所获利益。就控方而言，是通过被告作有罪答辩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同时减少了败诉风险；就辩方而言，是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四，交易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进行的处分。[3] 二、有关辩诉交易利弊的争论 （一）支持辩诉交易的理由 因犯罪不断增加，司法资源有限，执法者利用各种不同方式与被告人协商，与被告人为某种条件之交换，以求对刑事案件快速解决，减少法院的负荷，已成为世界性的刑事诉讼潮流。[4]不难看出，接受辩诉交易制度是出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希尔斯曼指出：“在被指控犯有联邦罪行的案件中，实际进行审判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大概是法院的负担太重，如果不实行这种办法（辩诉交易），他们现在可能还在审理三十年前的案子。”[5]辩诉交易能够节约司法资源的原因在于，在以宽大作为筹码的时候，检察官降低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必要性，法院也免于对罪责进行裁判。法院通过被告人的供述来处理案件，而不必进行独立的审判。[6]具体而言，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来节约司法资源。第一，辩诉交易使案件由实体审演化为程序审，不仅节约了庭审时间，而且摆脱了旷日持久的控辩对抗，法官只须查明辩诉交易协议是自愿签署的即可判决。第二，降低了证明标准，减轻了控诉方的证明责任。第三，通过辩诉交易，罪犯受到的刑罚得到减轻，降低了刑罚的执行成本。 （二）对辩诉交易的批判 1．侵犯了被告的权利 辩诉交易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成为引诱无辜被告人认罪的诱因。[7]它总是为了一方的利益胁迫另一方在两种“恶”中选择较轻的一种，它避免不了带有明显的胁迫特征。[8]约翰·朗本甚至认为，“辩诉交易让主张宪法权利的被告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他坚持其宪法权利，尔后被定罪，我们就大大增加其刑罚，以此来进行威胁。刑罚上的差异与刑讯一样获得了本来不能轻易得到的供述。因此，在性质上与刑讯同样具有强制性。其差别仅仅在量上。辩诉交易能够，并且在实际上促使无罪的人给自己定罪。”[6] p.81-87.可见，在辩诉交易被使用的场合，“被告的量刑可能不是建立在犯罪的基础之上。由于大量的案件使得辩诉交易成为一项惯例，对罪犯的量刑往往就与案件的具体事实、改造罪犯的需要或与社会期望对犯罪提出强有力控诉的合法利益毫无关系。同时，由于检察官不需要在法庭上提交任何证据或证人，即使案件无法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审查，吓唬也可能导致认罪。”[9] 2．有违社会正义的价值理念 辩诉交易以牺牲正义价值为代价换取效率，使不同的被告人因相同或相似的犯罪行为遭受迥然不同的刑事处罚，扭曲了社会的公正体系。非常明显，辩诉交易制度可能造成被告人之间的不平等。相同或相似的一个案子，未参加辩诉交易的被告人可能侥幸逃脱处罚或被判处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