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检察机关办案预警机制完善的研究.docVIP

上海检察机关办案预警机制完善的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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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检察机关办案预警机制完善的研究

上海检察机关办案预警机制完善的研究   检察办案预警机制是根据检察办案的规律,对各类办案数据设定预警标准,达到预警标准及时预警,启动调查研究程序,以及时发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办案质量的一整套制度。该机制通过对各类办案数据设定预警标准,如果达到或超过这一标准就会自动报警,上海市检察院办公室当即发出预警通知书,启动调查研究程序,同时规定办案部门在15天内提交调查报告和整改措施。   上海检察机关办案预警机制通过将信息反馈和信息处理引入检察管理系统,有利于把握工作总体情况和调查研究工作的经常化、规范化,同时为领导宏观决策服务,促进了办案质量的提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检察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办案预警机制存在的一些不足或急需完善之处也逐步凸显。因此,如何完善上海检察机关办案预警机制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课题。       一、当前上海检察机关办案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检察办案预警机制内容设置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上海检察机关办案预警机制在内容设置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    首先,有的预警标准设置不科学。如相对于本市基层院近几年自侦案件的立案数,自侦案件不捕率设置偏离实际;又如自侦案件退补率的计算是采用当期退回案件补侦数除以同期移送公诉数,但实践中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与退回补侦往往不处于同一统计区间,从而导致该数据无法计算。    其次,预警项目的设置不够全面。如预警项目虽已涉及侦查监督、公诉、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检察、侦查监督等业务部门,但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民事行政检察、控申等部门均未涉及,使得办案预警机制难于全面涵盖检察工作;又如现行的预警项目仅规定了公安移送案件不诉率,未规定自侦案件不诉率,更未将法院改变定性件数、捕后不诉率等有必要启动调查研究程序的重要项目纳入预警机制。    再次,某些预警指标的设置不尽合理。如实践中自侦案件缓刑所占比例超过预警指标在检察实务中较为常见,因目前基层院每年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数量不是特别多,公诉部门一个月可能只起诉1、2起贪污贿赂案件,只要这些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那自侦贪污贿赂案件缓刑率就达成100%,超出了94%的预警指标,需要启动预警程序,从而导致该项预警指标失去其存在的实际意义。    最后,预警指标的设置忽视各地区的差异性。由于各区县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治安等方面的不同,不诉率、不捕率等指标在各区县存在较大差异,更何况不捕或不诉案件涉及到较多诉讼环节。因此,制定统一的不捕、不诉率预警指标,容易在某些地区的适用不合理。      (二)检察办案预警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缺陷   由于有些预警指标和各部门的条线考核标准紧密衔接,导致办案预警机制的设立初衷在实践中发生了偏差,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预警机制的作用。   1、人为地控制或者避免某些指标,导致实践运作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由于有些预警指标和部门条线考核标准相衔接,为了考核的业绩,有些部门负责人或者办案人员人为地控制或者避免某些指标,如为了考核上严格控制的无罪率、撤回起诉等预警指标,对于某些证据存在一定争议的案件,公诉部门会过分慎重,宁可作不诉或其它处理,由此带来以下问题:1)为降低风险系数,尽可能地将控、辩、审以及被告人均不存在异议的案件事实提交法院审理,削弱了公诉人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出庭能力,束缚了公诉人业务能力的发展;2)为了避免考核上的风险,有时还一味地与法院搞好关系, 削弱了独立行使检察权和诉讼监督的职能;3)基于考核,还可能不得已地放纵犯罪,违背了检察官追求公平正义的最终目标。   又如为了限制不捕率、不诉率,使得一些本可以作不捕、不诉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制约了检察机关适用不捕、不诉等轻缓措施的执行。   2、检察办案预警的运作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矛盾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在公诉案件质量预警指标上,要求严格控制无罪率和不起诉率。如对于无罪率,案件的审查起诉过程可能会因事实、证据变化或者检法两院认识不一等多方面的原因,存在被告人被判无罪的可能,但为了控制无罪率,对法院认为可能作无罪判决的案件,检察机关就不得不撤回起诉,可能会导致放纵犯罪甚至滋生司法腐败。   3、检察办案预警的运作与宽严相济等刑事司法政策之间的冲突   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要求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但对于不捕、不诉等均有严格的预警指标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冲突。又如社会形势的变化和诉讼制度的发展要求扩大起诉裁量权,但由于受各项相对不起诉等预警指标的制约,起诉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受到限制。       二、完善上海检察机关办案预警机制的相应对策      检察办案预警机制从建立、启用到在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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