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本体的思考信息经济.docVIP

从经济本体的思考信息经济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已有20年，对信息经济的理解至今还停留在工程师的技术性认识、商人的微观认识层面上。人们还很难从总理办公会涉及的宏观问题层面上来认识信息经济。无法全面认识，就难全面发展。 　　现有经济学只不过是人类上一次大繁荣（工业化）经验的一种总结，信息经济对应的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经验。中国再过六年即将走到工业化的尾声阶段，接下来将面对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形成反差的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已有20年，对信息经济的理解至今还停留在工程师的技术性认识（如ICT）、商人的微观认识（如赚钱）层面上；人们还很难从总理办公会涉及的宏观问题（如增长、就业和货币）层面上来全面认识信息经济。无法全面认识，就难全面发展。我认为问题出在基础理论的思想解放没有深入到位。 　　“同质性-效率-GDP”理论轴心与信息经济实践存在深层矛盾 　　与经济学家的普遍见解不同，我认为现有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不是普适的，而与工业化具有特定的对应性：第一，工业化这几百年，都是把经济同质化的过程。理论上的同质性假定，有具体实践所指，它难以向信息经济中的经济异质化新条件延伸。第二，效率标准以同质化经济为前提，对应的是大规模制造实践，难以直接适用于信息经济的个性化定制实践。第三，GDP尺度以效率为前提，无法直接推论出信息经济人际体验背后所强调的民生尺度。 　　现有经济学理论难以为转型政策提供深层理论依据，在于与转型存在以下抵触：第一，同质性假定隐含的意思是，同质则经济，不同质则不经济。这会导出信息不经济，体验不经济等有悖转型实践的结论。第二，效率标准有利于论证规模化经济、传统中国制造经济，但由于这一标准将多样性置于外生变量位置，会推论出高附加值不经济（如个性化不经济、差异化不经济、创新不经济、中国创造不经济）等与转型方向不符的结论；与企业微观变革实践也有抵触，例如张瑞敏认为中国企业当前的问题是效率高而效能低（潜台词是要应对信息时代的多样性变化）。第三，以效率为内涵的GDP尺度，与国民幸福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等以人为本的尺度不能完全协调，不能将中国梦内生在规划尺度中。 　　历史地看，“同质性-效率-GDP”这个理论轴心是符合工业化实践的，与中国30年来发展的同质化大规模生产的中国制造实践也能自洽。但中国再过六年即将基本完成工业化，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经济转型，不光是工业化内部的量变转型（不是第几次工业革命的问题），而是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之间的质变转型（是信息革命）。要真正解决转型问题，就要一直认识到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前提假设的区别这个根本上。 　　“同质性-效率-GDP”这串逻辑，与信息经济的内在矛盾，几乎是所有传统经济学家思维的盲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时提出信息生产力概念别有深意，在于让人重新思考蒸汽机时代形成的理论前提的局限性。中国信息经济学界近年反复强调这一问题，都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中国经济老讲转型，老是转不动，招和术不灵倒在其次，主因是出主意的经济学家脑子还停留在18、19世纪，跟不上信息时代，拖累了政治家在丰富的信息经济实践基础上摸石头过河的节奏。 　　信息经济全面发展需要认识全面创新 　　信息经济从顶层往下建立框架，应拿出理论魄力，在以下关键点彻底解放思想： 　　1）信息经济是异质性经济，不仅追求大规模，而且追求定制。 　　信息就是异质性。信息经济的问题，归结到根本上，不是信息产业问题，也不是应用的问题，而是异质性到底经济不经济这一前提假设上的问题。这是人类自蒸汽机出现以来，最大的实践转向，创新是异质的，个性化是异质的，中国创造是异质的，质量是异质的，以人为本是异质的，幸福是异质的经济转型条条道路通罗马，关键钥匙几乎都归向异质性。如果不肯解放这个思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就会成为叶公好龙。转型就会成为口号转型。因为会把上述价值从体贬成用，从目标贬成工具，不解决根上的问题。 　　信息经济不是否定工业经济，不是否定大规模制造，而是要把大规模（同质化）与定制（异质化）这两种相反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实现两化融合。提出这个命题针对的现实问题是，理论和政策主导者应从生产方式高度认识信息经济，把定制代表的新生产方式，提高到经济学基本规律（异质性假定）高度来进行顶层认识，为转型赋予现在缺乏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实质性内涵。 　　2）信息经济根据效能标准提高经济质量 　　如果说从同质性派生出的是效率标准，从异质性派生出的则是多样性标准。按现有理论，提高经济质量（包括增长质量和发展质量），核心是解决效率问题，重心在GDP量变的所谓质量（如粗放得如何更平稳等）。但从信息经济视角看，质量更多关系于质而非量，经济质量的提高不光是效率提高，更是多样性增加，重心在GDP质变（如“质量阶梯”攀升）意义上的质量。例如创意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