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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特定场所遗忘物行为之定性研究 　　[摘 要]遗忘物是财物客观属性的表达,对特定场所遗忘物的控制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二重控制理论。侵占特定场所遗忘物的行为定性,应当根据对遗忘物是否已经形成新的控制关系为标准。特定场所控制管理人和第三人均可以对遗忘物形成新的控制关系,特定场所控制管理人并不具有优先地位,不能排斥第三人对遗忘物已经形成的控制。 　　[关键词]特定场所遗忘物 侵占罪 盗窃罪 二重控制 　　 　　如同现行刑法规定的许多其他犯罪一样,侵占罪和盗窃罪虽然看似并不相干,但在“遗忘物”这一犯罪对象上却形成了一定的交叉,尤其是对侵占特定场所遗忘物的行为定性,更是存在盗窃罪和侵占罪的争论。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的处理原则必须建立在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之上,惟有如此,才能在理论上说得通,并为司法实践所接受。 　　一、逻辑的起点:公私财物的控制 　　按通说观点,遗忘物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权利人能否回忆起财物遗置的场所;二是财物是否完全脱离物主的控制。实践中,对前一特征判别较为容易,关键是对后一特征的甄别,在对“财物是否完全脱离物主的控制”具体判断时,本身就存在这种控制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按照主观说的认识,是否脱离控制应当以权利人的主观意识为限;而客观说则主张,失控应当从财物脱离物主的支配范围来确定,在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财物所处的一定社会生活环境、所处的状态、性质以及人的认识,而不是简单、机械的观点。 笔者认为,若以主观说的观点,则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权利人主观意识难以准确判断的问题,同时也无法对某些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比如权利人主观上认为没有遗忘财物,但实际上却已经将财物遗置于他处,此时,若他人拾得后拒不归还的话,当然应以侵占罪处罚,此处的财物是被作为遗忘物来看待的,故主观说的主张并不可取。笔者同意客观说的主张,遗忘物的确是财物所处的一种客观状态,从事实上来看,遗忘物是权利人忘记将财物随身带走且财物已经脱离权利人的控制。尽管从表面上看,遗置的财物是否为遗忘物取决于财物权利人主观上是否发生遗忘,但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判断时,主要还是根据相关的客观方面来印证,比如权利人能否较为准确地回忆起财物遗置的场所以及权利人是否在较短时间内返回并寻找财物等,这些客观事实一般均能说明财物是否为“遗忘物”。 　　按照刑法理论通说,盗窃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公私财物是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就这一点而言,与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相比较有相同之处,因为刑法中侵占罪犯罪对象虽然具体分类为遗忘物、埋藏物等,但就其性质概括而言也可称为公私财物,因此,两罪在犯罪对象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实践中会发生两罪混淆,尤其是对特定场所遗忘物的侵占行为,更是争议颇多,实践中既有认定为侵占罪的,也有认定为盗窃罪的。 　　笔者认为,尽管两罪的犯罪对象均可概括为公私财物,但仔细加以区分,两者仍有区别,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仅仅要求从物的表现形态来说是公私财物,却并不限定必须是某一主体享有所有权的公私财物,也就是说,只要是处于被害人控制下的公私财物均有可能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比如刑法第253条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而窃取财物的成立盗窃罪,在这里所指的财物,应当是邮政部门运输过程中控制和管理的财物,邮政部门对财物并不享有所有权。概言之,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是他人依法享有或依事实成立的具有控制关系的财物,这里所谓的控制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所有权法律关系。侵占罪中的遗忘物是权利人遗置于他处的财物,尽管在法律上的权利仍归属权利人本人,但事实上财物已脱离权利人控制。因此,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对象均为公私财物,但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是处于权利人或控制人依法、依事实控制下的公私财物,而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权利人遗置于他处的且尚未被其他人控制的公私财物。从犯罪对象的角度来看,区分两罪的标准是遗忘物是否处于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人的控制之下。如果遗忘物处于其他人控制的,对该遗忘物实施侵占的应当成立盗窃罪;如果遗忘物尚未处于其他人控制的,则应成立侵占罪。 　　就本文研究的题旨而言,判断特定场所的遗忘物是否仍处于控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只有特定场所的有关人员以持有支配意识控制他人遗忘物的,始得成立新的持有支配关系,遗忘物才处于他人控制之下。此时,那种按空间属性为标准将特定场所再区分为公共空间和非公共空间,并由此区分是否需要明确而具体的控制意识或支配意识的做法,显然没有触及特定场所遗忘物如何成立“二重控制”的真正根源。与财物是否为他人所控制的判断标准如出一辙,遗忘物是否为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控制并成立“二重控制”,其根据在于无论从行为人主观认识,还是客观行为表现上来看都充分证明明财物处于他人的控制之下。 　　二、研究的意义:合理划定“犯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