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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演进机制的研究 　　摘要：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割裂和冲突，究其本质是其各自对于经济活动两种维度的片面强调。基于要素适宜度的矢量分解，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的理论判断不仅可以揭示主体功能区建设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演进规律，而且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经济系统的长期变动必然同时包括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它们都是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要素适宜度；结构型增长；非结构型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031-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也开始面临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日益尖锐的各种问题。为推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秩序，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重点开发、优化开放、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种类型主体功能区建设，并要求各地区据此“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要求“在2020年初步完成主体功能区布局”[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主体功能区理论是我国首次提出，其基础理论建设仍相对滞后，各地区主体功能区规划普遍侧重于从“空间维度”对国土资源进行静态的格局定位而忽视了对主体功能区建设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演进思考。事实上，任何经济活动必然依附于特定的空间，并在空间内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任何经济活动其本身就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不能“单一”维度而存在。一般认为，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创新，其实质是将空间维度重新纳入理论分析，然而从更深层次上看，主体功能区的不断发展及其变化，又必然是主体功能区理论在“时间维度”上的一种属性表现。因此，探寻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基础，必须从“空间”和“时间”两种维度同时出发，才能对其演进规律做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判断。 　　一、冲突与困境：传统区域经济演进理论述评 　　在研究区域经济长期演进规律的思潮中，旨在揭示经济增长内在激励因素，并着力探讨政府行为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更因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成为现代区域经济演进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于技术变量的外生化舍弃，新经济增长理论经典作家罗默（Romer）在其知识外部性增长模型中首次将技术进行了内生化处理，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2]。而卢卡斯（Lucas）也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将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变量，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3]。同样，在以经济增长内在激励因素视角揭示区域经济演进问题的研究中，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和博兰德（Borland）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者也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对地理分工与区域经济演进做出了阐释[4]。 　　在研究区域经济长期演进规律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经济发展理论也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推广。二战之后，殖民体系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谋求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以摆脱本国落后的畸形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非结构调整为逻辑基石的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诉求。为了改变这种困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结构调整问题，经济发展理论由此兴起。如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 and Rodan）的“大推进”理论[5]、纳克斯（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6]，以及赫尔希曼（Hirschman）的“联系效应”理论[7]。这些理论都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其分析视角和研究手段，对区域经济长期演进规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一般认为，研究对象的范畴决定了理论之间的联系。虽然经济增长理论以产出增加为研究对象，而经济发展理论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其研究对象，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却是相同的，都是特定区域长期的经济变动或演进规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种理论却彼此割裂，互无支撑，甚至往往出现对立结论。 　　在理论适用性问题上，主流经济文献形成共识的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阶段不同，其各自的宏观经济长期变动有着显著不同，因此增长理论适用于研究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而发展理论适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但是，这种“共识”很难令人信服。首先，发达国家是否就不需要发展？如果从经济学视角来理解“发展”，发展意味着经济的帕累托改进，那么现实经济实践中发达国家不断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显然是一种“发展”。其次，正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阶段不同，它们之间几乎所有的经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