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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法律的原则看法律儒家化 　　[摘 要]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法的始终，从西周到清末，历代法律皆渗透着儒家思想的精神，而这其中，又属唐代的法律儒家化最为显著，它将儒家伦理全面、高度的融入唐代法律之中，为推进法律与礼的结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对唐代法律原则的分析与归纳，来总结唐代法律儒家化的体现。 　　[关键词]唐代 法律 儒家 　　 　　儒家思想，即儒家学派的主张，其渊源于尧舜及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为孔子所开创。孔子主张治国应以宗法血缘为中心，以礼乐教化为根本，强调“为国以礼”的礼治、“为政以德”的德治、“为政在人”的贤人政治。唐代法律原则正是充分贯彻了这种儒家政治主张，将其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从礼治、德治、贤人政治三个方面将儒学全面渗透在法律之中。 　　 　　一、为国以礼 　　所谓“礼”，其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尊尊”。 　　（一）尊尊 　　尊尊，就是尊敬和服从以王权为中心的各级贵族，强调臣民对君王尽忠，从上级贵族到下级贵族，从奴隶主到平民、奴隶，一级治驭一级，不许犯上，不得僭越。这在唐代法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唐代法律特别强调打击危害君权和国家的行为。由于至尊莫若君，所以法律原则中首要体现的就是君权的绝对权威。在《唐律》中，列为律首的“十恶” 　　之罪，其中就有四罪是惩治危害君权的，分别为“谋反”、“谋大逆”、“谋判”和“大不敬”，它们均为重惩之罪，刑罚显重于一般刑罚（多为死刑）且株连亲属，同时不能适用宽宥、赦免、八议、上请、待时等优待制度，且前三罪仅惩于谋。由此可见，《唐律》为贯彻君权的绝对权威，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严厉打击侵犯君权的犯罪。 　　2．唐代法律还特别强调官僚贵族的等级特权，强调百姓与官贵之间的身份差别。按照儒家思想中的“尊卑有等”、“贵贱有别”的礼治原则，《唐律》规定了“八议”、“上请”、“例减”、“官当”、“赎刑”等法律制度，即赋予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在接受审判、定罪量刑，以及执行刑罚上的优惠特权，官员们甚至可以通过享受此种特权来免受平民百姓犯同等罪时所受的刑罚之苦。具体来说，当皇亲国戚、贵族官僚之流犯了罪，可以适用“议”、“请”、“减”、“赎”等办法，用这套特殊程序来减免他们本应受的刑罚；而对于不在上述范围的一般官吏，又可以通过以官抵罪和免官来代刑。由此看来，古代的官吏们按照等级的不同，均可享有与自己等级相对应的法律上的特权。此外，唐代统治者还在“十恶”中专设“不义” 一条，加重处罚百姓、部下杀官长的行为来保护贵族官僚有别于民的法律地位。 　　3．唐代法律还特别注重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别以及奴隶本身内部等级的划分。在《唐律》中，良贱之分得到了法律的固定。贱民与主人的地位在《唐律》中是明显不对等的，其中规定“主人殴部曲身死，徒一年；主人故杀部曲，徒一年半；部曲有过，主人处罚致死者，各勿论。”，将此与《唐律》中“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相比较，可见奴婢的地位在当时极其低下；而且在奴隶内部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唐代的贱民有“官贱”（官奴婢、官户、工户、乐户、杂户、太常音声人）和“私贱”（奴婢、部曲、客女），在他们之中，也有法律上明显的差别待遇。例如：《唐律》规定，“官户、部曲殴良人，加凡人一等；奴婢殴良人，加官户部曲一等。良人殴他人部曲，减凡人一等，殴他人奴婢，再减一等。”，由此可见，官户部曲的地位优于奴婢。此外，为了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唐律还规定了良贱之间不得通婚，违者处徒刑。 　　（二）亲亲 　　亲亲，就是必须遵从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强调子对父的孝心，自觉维护父亲的权威，并在亲疏有别的基础上在亲属间设立有别于常人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唐代法律严厉打击危害父权及家庭伦常的行为。在《唐律》律首的“十恶”中，大部分均为惩治违背家族伦理秩序的犯罪规定，如“恶逆”、“不孝”、“不睦”、“内乱”等，此类犯罪一般加重打击，例如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者皆斩。由此可见，为了保证家庭的正常伦理秩序和父亲的绝对权威，《唐律》对此类犯罪规定了较重的刑罚。 　　2．唐代法律还贯彻了亲疏有别的思想。首先，它体现在“准五服以制罪”这一法律原则上，《唐律》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对不同亲属间的犯罪行为设定了不同的刑种与刑度，越亲近的亲属相犯，则其刑罚越重；而相对较远之亲属，刑罚相对较轻，但仍重于常人相犯之刑罚。例如：常人斗殴未伤者笞四十；而殴祖父母、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不论已伤未伤，皆斩或绞。其次，亲疏有别的思想还体现在亲亲相隐的制度之中，亲亲相隐，即对一定范围内亲属的犯罪可以包庇不告官府而并不加以处罚的制度。《唐律》中规定：所有同居亲属均可相隐，不同居的大功以上亲属亦可相隐，不同居的小功以下亲属相隐也可减轻处罚。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