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安全文化的研究20年评述.docVIP

国外安全文化的研究20年评述 　　摘要：根据研究的主体不同，最近20年来的安全文化研究以199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安全文化理念被引入安全问题开始，到1998年安全文化专刊发行，其间以机构主导型的安全文化研究为特色；后一阶段，从1998年至今，逐渐转变为学者主导型的安全文化研究。安全文化研究关注了安全文化的定义、性质、内容、测量、模型，以及如何建立积极的安全文化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共识较少，安全文化在促进安全的实践中处于起步阶段。建立安全文化共同认可的理论前提，有效地标识和测量组织的安全文化，构建有说服力的安全文化模型，通过建立积极的安全文化在实践层面提高组织的安全绩效，是安全文化研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安全文化；国外；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1.012 　　 　　安全文化最初被关注，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切尔诺核电站事故报告[1]之后。1986年的切尔诺核电站事故显示了技术的弱点，强调组织安全的必要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核委员会对高风险产业中的安全文化研究表明，糟糕的安全文化是事故致因的重要方面之一。1988年，国际核安全咨询小组在其“核电安全的基本原则”[2]中，把安全文化列为基本的管理原则。从那时起，安全文化日渐扩展到融合领导原则和共同的价值观，提高交流和组织学习，关系到个人和团队的行动等方面。安全文化理念目前正在被一些大公司、职业和管理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影响的组织承认和提倡。同时，安全文化理念被广泛运用在重大事故的致因调查和分析中，例如北海的派普艾尔法石油平台爆炸，伦敦的克拉彭铁路灾难的事故分析调查报告都认为，组织糟糕的安全文化是事故发生的重要致因[3]。 　　安全文化理念在减少和预防灾害、事故、伤害方面的积极意义，使得安全文化在过去20多年中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视。近年来，安全文化理念在中国也开始引起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注。为了促进安全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发展，本文以最近20年来（1986-2009年）安全文化研究的英文文献为素材，对产业（尤其是高危产业）中的组织安全文化研究进行综述，把这20年来的安全文化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并重点介绍安全文化的定义、性质、内容、测量、模型和积极的安全文化及其建设等问题，最后，对安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进行了评述。 　　 　　一、 安全文化研究的两个阶段 　　 　　根据研究主体的不同，过去20年来的安全文化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1986-1998年），以机构为主导的研究阶段，从安全文化术语被引入安全问题，到1998年安全文化研究的专刊（期刊）发行；第二阶段（从1998年至今），以学者为主导的研究阶段，其间安全文化被大量地研究，从以机构的报告为主要形式演变为以学术论著和论文为主要形式，并不断重视安全文化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下面分别具体来考察安全文化研究的上述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98年。 　　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表现为，安全文化问题以机构的关注为主，尚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关注了安全文化问题[4-6],他们的研究反响不大。除了少量的文章之外，这一时期以书籍形式存在的著作主要是机构的报告，例如国际核安全咨询小组的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以及相关机构组织的会议和论文集。除了国际原子能等相关机构，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在这一时期较早地关注了产业中的安全文化问题。在研究内容上，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安全文化理念引入安全问题的研究中，标志着人们开始关注安全中的管理和文化问题。而不足之处在于，总体上过分关注安全文化应该包括的细节，很少提供可接受性的总体标准，没有指出安全文化与人的绩效或人的可靠性之间的联系，对安全文化与安全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假定过于简单[7]。 　　第二阶段：1998-2009年。 　　第二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其标志是Work and Stress杂志于1998年和Safety Science于2000年推出的两期“安全文化”研究专刊。这两期安全文化研究专刊的发行，开启了学术界研究安全文化的热潮。随后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其中，除了少量作为一些机构重视安全文化的继续之外[8],其他大量的著作都是以学者为主导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而非由机构发行的报告和文件。此阶段，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之外，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诸如美国[9]、澳大利亚[10]、英国[11]、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12]等――开始在政府和机构的层面关注安全问题，并出台了相应的机构调查报告和文件等。安全文化研究的领域相对前一个阶段有所扩大，从原子能、核领域扩展到海上石油化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