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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历史的研究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建国以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在不同时期招生政策影响下出现较大变化。研究表明，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在建国初期 “向工农开门”招生政策下，显著提高；在文革时期“政治挂帅”推荐招生政策下，持续攀升；在改革开放初期“分数挂帅”招生政策下，开始恶化；在90年代中期以来高校收费与扩招政策下，渐趋回升。为改善农民子女入学机会不利处境，国家应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诉求，采用弱势补偿原则，变革相关社会与教育政策。 　　关键词：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均等；社会分层；辈出率 　　中图分类号：G64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12-12 　　教育日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若干年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就教育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平等’已变成一个关键词。”[1]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在国际上逐渐高涨，人们对教育平等的关注转向注重学生家庭、社会、文化背景带来的不公平，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2]。农民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如何，关乎该阶层社会地位的升迁、阶层间的合理流动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理应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然而，目力所及，关于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前期研究成果特别是有较高学术及应用价值的成果可谓凤毛麟角。 　　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历来是社会各阶层奋力争夺的稀缺资源。农民阶层在这种年复一年的鏖战中能博得几杯羹？入学机会有无变化？为何变化？笔者拟从历史角度，探讨建国60多年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综观之，学术、政治、经济和权力等要素，都对农民子女入学机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建国后十七年，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同时受到学术和政治两种要素影响，既强调政治审查，又关注高考成绩；文革期间，完全倒向政治标准，取消高考，采取推荐上大学；改革开放后，高考分数（学术标准）又成为选拔上大学的主要依据；90年代中期后，在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家庭经济条件逐步上升为影响上大学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把新中国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历史轨迹，划分为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5）、文革时期（1966-1976）、改革开放初期（1977-1991）和改革开放深化期（1992-2012）五个时期。以下分别予以概述。 　　一、建国后十七年：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状况显著改善 　　建国伊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成了新中国的主人。1949-1956年，农民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881%，而工人等其他阶级合计不足总数的12%[3]。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我国阶级结构演变为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结构。中国工农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意味着工农阶层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翻身。为了实现文化上翻身，国家推行人民大众教育，强调工农子弟接受教育的优先权，并努力培养、壮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高等教育领域，50年代初就确立了“向工农开门”的招生政策，即在高校招生中不仅考察学生的高考成绩（学术标准），也逐步重视其家庭出身和政治标准，排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把工农、干部子弟视为同一阶级，实行优先录取（含加分或降分优待）。如此，通过行政力量强行推动，使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含干部子弟）的比例快速增加。 　　从入学比例看，1953-1965年，农民子女占全国高校新生总数的比例在快速增长，高达六成以上，从1953年的2105%，增加到6214%（1964）；工人子女占高校新生比例总体增长缓慢（10%）；干部子弟的比例起伏较大，但总体小于5% （见表1）[4]。显然，此阶段农民子女数量在高校新生中占明显优势，入学机会较建国初期显著增加。 　　但从辈出率看，农民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却是最少的。1953-1965年，全国高校农民阶层辈出率的均值仅为049，而工人辈出率是其2倍（092），干部是其10倍（443）。不言而喻，与干部、工人阶层相比，农民辈出率明显偏低，这表明尽管建国后十七年，我国农民辈出率总体上有较大增长，从02（1953年）增至07（1965年），但入学机会依然处于不利状况（见图1）。 　　建国后十七年，高校招生在学业成绩考试和政治身份考察的双重标准下，农民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总体增长的态势下略有起伏，先赋性的家庭出身和自致性的学业成绩共同决定了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这两种标准的博弈中，政治力量最终取得了优势，体现在当时招生政策变迁之中。其标志性事件是，1958年国家提出高校招生录取时要强调“政治挂帅”，对过去重业务轻政治的录取方法必须彻底纠正，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