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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设计现象批判 　　内容摘要：后现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设计呈现出独特的现象。区别于现代主义设计的“形式追随功能”，后现代设计对形式与功能有特定的理解；同时反设计、非物质化的设计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对后现代设计的思考也是关于对它的批判，在批判中，设计显露出其本性。 　　 　　 　　关键词：后现代 反设计 非物质化 　　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后现代，信息技术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认知领域和行为模式。“我们正在从一个讲究良好的形式和功能的文化转向一个非物质的和多元再现的文化。这种文化被恰当地说成是严密的逻辑原则的衰败，其特征是相反的和矛盾的现象总是同时呈现。”[1]由此而来的是，后现代设计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 　　现代主义倡导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奉行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标准，其中心则是一套去除差异而求同一的整体性观念，亦即寻找一种把握和认知世界的本体论根源。所谓本体，亦指终极的存在，也就是表示事物内部根本属性、质的规定性和本源。这种自启蒙时代以来的哲学根本上是一种本质主义哲学，它追求永恒自明的真理，追求确定性和明晰性。现代主义设计奉为经典的“形式追随功能”就是这种哲学的反映。作为产品的形式和功能，本是合二为一的，但在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中，功能作为本质对于形式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形式只不过是功能的附庸。如此，“形式追随功能”也就意味着设计的美感来自纯粹的功能，此种功能主义亦即本质主义。因为，对于产品而言，只有作为本质的功能才是永恒自明的真理，只有功能才是确定的，才是变中之不变者，流动中之恒定者。而形式是短暂的、瞬间的、变化的。正如穆特休斯所言，“我们想在机械产品上看到的，是平滑的形式，简化到只剩下了最基本的功能。”现代主义设计正是基于这种本质主义而与历史主义划清界限，从而实现了它的民主化和大众化。 　　现代主义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和终极性价值，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扬弃，“在走向后现代的历程中，那种作为对科学、道德、宗教和艺术所提出的永恒性（本体论）问题或认知（认识论）问题的仲裁者的哲学已经终结，在新解释学与解构哲学声势夺人的今天，再认为存在一门只关心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超级科学已值得怀疑；再抱持在人类生活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存在着一种第一原理的看法，已显得相当可笑；再固守有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似乎就有些荒诞了。”[2]后现代主义对终极价值观的否定，意味着在对产品功能的理解上，功能不再是产品追求的终极价值。对于产品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它的象征、风格和时尚，而不是赋予它的任何理性或者是道德理由。由此，在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中，形式挣脱了功能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形式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功能，其本身也是一种造型符号，承载着某些特定的内涵，甚至当形式与功能发生矛盾时，形式也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于是，我们也须进一步追问何为功能？在现代主义设计中，产品的功能是确定的、明晰的，功能亦即实用。而在信息时代，现代精神遵奉的这种确定性和明晰性让位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于是，后现代设计在功能上模糊了设计的实用性，设计的目的可以不再是实用功能，从而后现代设计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反设计现象。 　　“后现代主义是以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即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这一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态度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3]后现代主义这一反认识论、反本体论的立场，是基于反中心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体系性的思维向度的。这种“反”的经验是后现代时代独特的产物。对于设计而言，这种“反”的现象迫使我们追问什么是设计、什么是好设计。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的波普设计已开始了推翻现代主义设计标准的征程，并发展了一套新的设计标准。传统的“好设计”开始受到质疑，无视“形式追随功能”的现代主义运动理论，强调产品的趣味性和可消费性，并且认为“对于产品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它的象征、风格和时尚，而不是赋予它的任何理性或者是道德理由”。很多波普风格的家具作品体现出软雕塑的特点，在体型上含糊不清，在视觉上通过与其他物品的联想来强调其功能。而意大利的激进设计则是这种反设计的典型形态，它宣布了绝对随意性、新模糊性时代的来临。对于激进设计而言，重要的不是产品的功能，亦即产品不只是实用功能的载体，实用功能只是产品与生活的一种关系，设计也不再只是设计一个具体的有实用价值的产品，而是设计一种生活方式，设计的理性分析导向必须用情绪、感官的价值取代。激进设计从一些纯艺术运动获得设计的灵感，产生了很多概念化的作品来嘲讽经济和文化现象。他们致力于一种“逃避的设计”，用如诗般的和非理性的方法表达了从可怕的日常生活逃脱的尝试。索特萨斯曾于1970年发表过这样的论述：“我只是想知道，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