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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的研究命名·理论·突破点 　　李凤亮：在您看来，由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社群所构成的“华语电影”的整体性研究视角，为过去单独研究“中国电影”，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或挑战？ 　　张英进：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就是重新指涉“国族电影”，在这一点上目前海外一些学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我看来，的确应该意识到“国族”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也要考虑它在电影文本及制作机构、市场当中的因素，正是出于这一点，我强调要回到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电影。事实上，如果重新回到中国早期电影，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默片时期，也有相当多的跨国因素――从中国电影一开始出现的双语字幕，到我们所聘用的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电影技术人员。所以，如果放开“国族”作为惟一的考察角度，我们的确可以研究其他的因素，尤其是在电影制作过程中跨国资本的流通问题，这样就可以打开研究的视野。我为什么在国内一直提倡研究早期电影呢？因为早期电影的语境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全球化”以来的跨国语境相当接近，不但在经济方面，还包括影像方面――当时的影像要面对不同的族群，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大家跨越文字、文化来理解。再比如早期电影最主要的类型是喜剧片和动作片，其实现在能够国际化的电影，也是动作电影，它比较直观，容易得到认同，像成龙能够成功进入好莱坞，就是靠滑稽的动作片。所以说跨国华语电影研究，不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应该追溯得更早一点。在中国语境当中，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产生的国族电影的概念，到80年代以后又回头出现了跨国的研究视野。这种跨国视野对于华语电影的研究，除了在文本上可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还包括一些文本之外的研究，包括经济、政治方面都可以有一些新的议题。 　　李凤亮：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国族想象”都已经成为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议题。大家对此的探讨形成了哪些意见？或者有哪些争议？ 　　张英进：就华语电影而言，由于港台电影的介入，我认为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产生了超越区域的民族认同。武侠片在这方面表现比较明显。张建德（Stephen Teo）的观点很明确：70年代李小龙的电影其实是对中国的想象，但对这个想象，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反映：在香港地区的反映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反映都不一样。它虽然也表现一种民族情绪，但是这种民族情绪在接受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民族想象。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国族想象”的确是多元化了，让我们有了不同的想象空间――包括作者意图的空间和观众接受的空间。 　　李凤亮：您文章中多次提到，在研究华语电影时，文本的特殊性决不能被强迫简化为理论性模式或者被理论模式所简化；您主张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建立一种对话模式的跨文化研究，认为这种形式有助于形成“对话和多种声音并存”。您后来还专门撰文提倡“比较电影研究”。那么您能大概谈谈目前这种跨文化研究在实践层面取得的成绩吗？ 　　张英进：按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香港电影研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包括用英文发表文章的一些香港学者。从一开始香港电影研究就跟类型比较、性别分析比较接近，跟电影工业的发展和跨国的明星表演相联系。香港电影研究的这种多元化角度，使它呈现出了与大陆和台湾电影研究不一样的面貌。我们常常看到香港电影研究中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这样的研究能够增加我们对电影的认识，比如性别研究，还有香港本土文化（如粤语）的研究，香港电影工业如何能够对抗好莱坞的研究等等，这些方面香港都做得比较充分。 　　李凤亮：“国族想象”的本质应该涉及到文化认同。事实上如您刚才所言，这种“国族性”的身份认同是极为复杂的，除了涉及到您归纳的不同时期（您将中国电影百年分为四个时期）时代性的差异之外，即使在每个时代内部，它还跟电影生产的各种复杂背景紧密相关。谁的电影、谁的国族、谁的认同等问题就自然出现了。我记得您编著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第三部分就分析了身份问题与民族、地域、传统密不可分的关系。您指出，在这个国家、文化和个人身份的相互摩擦中，概念的定义并不是固定的。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和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产生于上海而不是中国其它城市，是因为上海人口的多种族、多地区成分，租界、跨国公司，以及上海与好莱坞、苏联、日本、香港、南亚的文化交流，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电影的“身份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那么，就今天而言，华语电影仍然在华人社区的文化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好像不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分歧？ 　　张英进：文化认同是一个很大的命题，现在大家基本上认为认同可能有多种走向。我仍以香港为例来说明。我们谈香港的文化认同，首先牵涉到什么是香港地区的本土文化，或者香港文化的特点。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阿巴斯（Ackbar Abbas）曾提出香港是一种消失的文化，就是在香港，文化的呈现是一种消失的模式；一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