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中“造畜”故事类型学的研究.docVIP

古典文学中“造畜”故事类型学的研究 　　摘 要：中国古典小说、宝卷、戏曲、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造畜”故事，这些故事以超自然力量达到惩恶扬善宣泄情感的审美效果，是巫术与文学嫁接的产物。造畜者使用巫术对被造畜者进行动物化变形，从而达到帮助弱者、惩戒邪恶或牟取利益的目的，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童话中造畜故事不胜枚举，这一文学现象带有劝善教化的普世性价值。 　　关键词： 造畜 宝卷 聊斋志异 接触巫术 　　中国古典小说、宝卷、诗话、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造畜”故事。所谓“造畜”，蒲松龄《聊斋志异?造畜》篇有所解释，“魇昧之术，不一其道。或投美饵，绐之食之，则人迷罔，相从而去，俗名曰‘打絮巴’，江南谓之‘扯絮’。小儿无知，辄受其害。又有变人为畜者，名曰‘造畜’。此术江北犹少，河以南辄有之。”可见“造畜”是古代流行于民间“变人为（动）物”的一种巫术，这种巫术有三个必要条件，造畜者+造畜媒介+被造畜者。虽然古代律法对于造畜巫术严厉禁止，但在文学作品中却屡屡出现。 　　一、造畜巫术及刑律释义 　　中国古代巫术繁盛，其中魇昧之术更是盛极一时。其中魇魅（厌魅）是借助于一定物质载体超越时空限制并作用于他人的一种巫术或法术。关于“魇魅”，《唐律疏议》称“有所憎嫌而造魇魅，厌事多方，罕能详悉，或图画形像，或刻作人身，刺心钉眼，系手缚足，如此厌胜，事非一绪；魅者，或假托鬼神，或妄行左道之类。” [1] 207-214此术种类繁多，有厌魅、巫蛊、传畜等不同类型，虽然形式不一但这些魇昧之术多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造畜常与蛊毒一起成为古代民间流行的魇昧之术。这种与巫蛊术相关的行为因为防不胜防，所以被古人深恶痛绝，古代刑律也对其有严格的定义和惩戒措施。唐律五刑之中十恶尤切，造畜即为“十恶”之一。唐杜佑《通典》将造畜、蛊毒、厌魅之术列入“十恶”之五，名曰不道。造畜蛊毒、厌魅之术不仅因为背违正道，亏损名教，毁裂冠冕故称为“不道”，而且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谋杀罪，该罪名为后代陈陈相因，《宋刑统》、《明律例》、《清律例》等都将之纳入十恶之“不道”，同时还在《贼盗律》、《刑律》中规定了“造畜蛊毒”、“造蓄蛊毒杀人”等罪名。[2] 290 　　在中国古代造畜蛊毒属于常赦所不能免的罪行，处罚严苛，由汉唐至明清，对施蛊者多处以极刑。汉律规定：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魏法规定：“刑罚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l羊抱犬沉诸渊”。元律规定：“诸魇魅大臣者，处死。诸妻魇魅其夫，子魇魅其父，会大赦者，子流远，妻从其夫嫁卖。诸造蛊毒中人者，处死”。作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对“厌魅”之罪有明确的法律惩戒措施，唐代政府根据造畜蛊毒罪行造成的不同结果实施不同程度的惩罚。《故唐律疏议卷第十八》贼盗凡九条“诸造畜蛊毒谓造合成蛊，堪以害人者。及教令者，绞；……若自造，若传畜猫鬼之类，及教令人，并合绞罪。若同谋而造，律不言‘皆’，即有首从。”“造畜蛊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并依流配之法，三流俱役一年，纵使遇恩，不合原免。妇人教令造畜者，只得教令之坐，不同身自造畜，自依常犯科罪。流二千里决杖六十，一等加二十，俱役三年”。对于造畜蛊毒者无论男女分别处以杖刑、绞刑、流放、连坐等罪，即使遇朝廷特赦也不在减刑和听还之列。对于造畜者及家人不仅有刑事责任而且对当地职能部门也追究行政责任，“造畜者同居家口虽不知情，若里正、坊正、村正亦同。其所造及畜者同居家口，不限籍之同异，虽不知情，若里正、坊正、村正知而不纠者，皆流三千里”。可见，中国古代从汉唐至明清，从庙堂到民间对于造畜、魇魅之术均是深恶痛绝严惩不贷，不论是施行巫术者还是远亲近邻乃至地方官员均受连坐之罚。 　　二、古典小说、诗话、宝卷中的造畜术 　　虽然古代各朝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刑罚惩戒施行巫术者，但它却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聊斋志异》中有许多以“造畜”为母题的类型小说。有造人为驴者、造人为马者、造人为乌者、造人为虎者，不一而足。 　　《造畜》的故事很短，“扬州旅店中，有一人牵驴五头，暂絷枥下，云：‘我少选即返。’兼嘱：‘勿令饮啖。’遂去。驴暴日中，蹄啮殊喧。主人牵着凉处。驴见水，奔之，遂纵饮之。一滚尘，化为妇人。怪之，诘其所由，舌强而不能答。乃匿诸室中。既而驴主至，驱五羊于院中，惊问驴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进餐饮，且云：‘客姑饭，驴即至矣。’主人出，悉饮五羊，辗转皆为童子。阴报郡，遣役捕获，遂械杀之。”《彭海秋》中描写莱州诸生彭好古，因读书离家颇远，无聊之际请有隐恶的邱生共度中秋，同姓彭海秋不期而至，遂把酒言欢，彭海秋为助兴使用法术邀美妓前来助兴，并携彭好古、邱生腾云驾雾赴西湖遍览美景，览毕送彭好古良马一匹载其归。村人问及邱生，见邱生垂首门外，面如死灰，解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