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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争鸣六十年 　　摘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取得了重要突破和进展，产生了诸多“对象说”。该文从“非本质说”的视角对我国60年来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概况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研究对象　非本质说　争鸣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决定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体系结构、学科性质和相关学科等的首要问题，图书馆学也不例外。正因如此重要，图书馆学研究者对此都特别关注。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几乎没有停止过。通过争鸣，已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即“对象说”)。据统计，截止2009年上半年，产生了近百种观点。笔者参考徐引篪和霍国庆的研究，将新中国60年我国学者对图书馆学对象的认识(即“对象说”)大致分为两类：一为“非本质说”，约50余种，即对图书馆的整体的抽象的认识，是未接近“本质”的认识；二为“近似本质说”，约40余种，即对图书馆的认识仍没有达到本质认识的层次，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了本质性认识的层次。为推动图书馆学不断深入发展，有必要对新中国60年图书馆学对象(“对象说”)研究进行探讨。因篇幅所限，本文仅择其“对象说”中“非本质说”之代表性观点及争鸣状况，主要按其推出时间顺序择其要者综述之。 　　 　　1　个案视域中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诸“非本质说”及争鸣 　　 　　1.1“要素说” 　　“要素说”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57年，刘国钧先生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指出图书馆事业有5项组成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这个观点当时被错误地认为是“要素说”。之后对刘先生的观点展开长时期的大讨论。1957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办1957年科学讨论会，首次讨论刘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同年《北京大学学报》刊发朱天俊关于此“讨论会”的报道。在提到一些同志的发言时，报道说，“张树华同志也不同意刘国钧教授把图书馆学对象限定为五要素的研究”，她认为“这样会使图书馆学的研究忽视本质的、理论性的东西”。周文骏认为，刘先生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提法不完全妥当，因为“五要素”只能说明图书馆事业不能缺少什么，却不能说明图书馆事业是什么。关懿娴认为，刘先生提出的研究对象概括性不够，局限性很大。次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56级《什么是图书馆学》批判小组在1958年《图书馆学通讯》第3期发表《批判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那篇批评文章说，“刘先生认为五‘要素’就是图书馆事业，深入地研究这五‘要素’，即掌握了图书馆学”，“图书馆这些‘要素’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图书馆所独有的，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也有，就连封建王朝图书馆也有。把这些东西搬来凑成图书馆学，也就使图书馆学丧失了阶级性和科学性内容”。从此至今，许多学者都把刘国钧先生作为新中国创立“要素说”的代表，而且赞成与反对者都不在少数。1981年于鸣镝发文，对“要素说”给予较高评价，指出“‘要素说’对图书馆学理论及图书馆工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我们也只能补充它，发展它，而不能否定它”。同时，他又指出其局限性，认为“它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要素的本质，也没有深刻地揭示出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即客观规律。但是，这在要素说产生的当时，只能如此，这一点既是它的客观必然性，也是它的局限性”。2002年，朱建亮认为，“‘要素说’的提出在图书馆学领域确是一个创造”，“是我国图书馆学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贡献”，“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是起推动作用的”，“还为图书馆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后来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认识和深入研究无疑起了指导作用”。他同时指出了“要素说”的一些缺陷，其一，“没有准确认识图书馆的构成要素”，“‘读者’和‘方法’不是图书馆的构成要素”。其二，“没有对图书馆的真正构成要素作准确的分析”。其三，“没有对这些要素作正确的排序和侧重的分析”。2004年吴慰慈认为，“要素说”“这一观点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十分深远”。 　　然而，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我国许多学者根据历史资料否认“刘国钧是‘要素说’代表人物”的提法。1996年，茅振芳发文指出，国内图书馆学界有一个“绝对的”“共识”，即“把刘国钧先生当作‘要素说’的代表人物”，但刘国钧“从未提出过图书馆学对象是什么‘要素说’。其实我们仔细地读一读《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就不难发现刘先生说的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五要素。他说‘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可以说刘先生是提出‘事业说’的第一人，却因‘要素说’受到批判，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1999年，邱五芳撰文旗帜鲜明地为刘先生申辩，认为《什么是图书馆学》是新中国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