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的研究述评.docVIP

呼兰河传的研究述评 　　摘 要： 《呼兰河传》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广泛不认同到肯定其价值和不断挖掘出新的研究焦点的过程，因时代的发展，文学评论标准的变化，以及研究者视野的扩展等因素，该作品逐渐得到了较客观、全面的研究，成为了萧红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 　　关键词： 思想内蕴 “女性”研究视角 地域民俗价值 对照研究 艺术风格 　　萧红的《呼兰河传》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独特魅力的作品，它在时间的淘洗中仍然保持着动人的生命韵律，这一曲婉转的乡土田园之歌不仅打动了不同时代读者的心灵，也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了萧红研究热潮，关于《呼兰河传》的研究也是其中一个引人瞩目并颇有成果的领域，40年代研究者探讨的基本上是这部作品思想上的倒退，进入新时期，《呼兰河传》的思想价值开始被发掘认同，90年代女性批评开始被引入《呼兰河传》的研究，差不多同时艺术特色、地域民俗价值也开始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故以下将从思想内蕴的忽略与认同、“女性”研究视角、地域民俗文化、对照研究和艺术特色这几个方面来总结评价各时代研究者们的观点。 　　一、思想内蕴的忽略与认同 　　《生死场》出版后，在当时的左翼文学界引起了很大轰动，萧红也被定位为左翼文学的优秀女作家，1937年10月萧红开始《呼兰河传》的创作，《呼兰河传》的思想倾向及其价值的问题从1945年开始就受到了同时代作家和研究者的关注。四十年代支配批评界的是“革命文学”的理论，使批评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在这种批评氛围下对《呼兰河传》的思想价值是忽视的，因而《呼兰河传》在相比之下自然是被视为萧红的“退步”。最早的评价是石怀池的《论萧红》和茅盾的《论萧红的〈呼兰河传〉》，这两种是四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文章。石怀迟的观点是“她已经与现实脱了节，这个惊天动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事业对她已经是陌生的了，她的现实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甚至连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心灵的搏动也无法琢磨。她堕落在灰白的空虚的生活的泥淖。”[1]茅盾的“寂寞论”认为作者心境是寂寞的，认为“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2]“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3]，这种论断更是长期主导着《呼兰河传》的研究，今天看来显然有失公正。 　　进入80年代，研究者们开始从“改造民族灵魂”、“萧红的生命意识”和“家园情结”来审视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较早为此翻案的有韩文敏的《〈呼兰河传〉我见》，她提出“《呼兰河传》主题思想的提炼，应该说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完成的”[4]，她的评价对以往的观点有非常大的突破，明确了萧红与鲁迅文学创作上的师承关系，并指出了萧红创造时“对于这部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是很自觉的”[5]，但是韩文敏的论述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旧有评论标准的束缚，她认为《生死场》中那种“力的美”的消失虽然是转折，但“不可否认是一种退步”[6]，《呼兰河传》呈现了病态美，与时代斗争不协调，这样仍以时代斗争来评判什么样的文学风格是美的非常机械。钱理群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对《呼兰河传》思想内涵的重新评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呼兰河传》是萧红在鲁迅的影响下创作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由此，研究者们开始反思以往对《呼兰河传》的误读和忽略，有了一种新的思路。1991皇甫晓涛从“期待视野”的角度分析了以往否定态度的原因，他认为虽然《呼兰河传》与《生死场》实际上是同属于一个期待视野，但是多数评论家着眼于审美表象，“赋予它一个过于肤浅，固定的‘抗战文艺’视野”[7]，所以评价自然是否定的。并且，他提出《呼兰河传》“它不仅为当时的抗战文艺寻找到一个由现实表象向历史深层运动的转折点，而且也找到了由传统文学迈向新文学的‘现代’审美转折点，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历史拓展”[8]。皇甫晓涛认为《呼兰河传》是在写反抗者向自身历史负重挑战，他的认识是深层次的，看到了一般抗战文艺作品只是停留于表面的书写而缺乏内涵和打动人心的力量，并且注意到了传统文学和新文学之间的衔接问题。高秀芹的《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的〈呼兰河传〉谈起》也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进入90年代对《呼兰河传》思想内涵的探索更加多元化，从“生命”这个更富哲理性的层面来解读作品的思想内蕴是“国民性批判”外的又一个角度。另外，家园意识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有些研究者认为《呼兰河传》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怀乡作品，认为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潜在的精神还乡，王金城《主题形态：精神归返与灵魂挽唱》认为萧红的“回乡”不仅仅是属于萧红个人的，“它更是20世纪人类归返精神家园的伟大象征和寓言，是人类永恒的‘回家’之歌。”[9]从以上的发展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文学批评和研究也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主旨内蕴的挖掘也更加多元和深入，回归到文学自身并逐渐摆脱社会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