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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行政服务中心的研究述评 　　［摘 要］行政服务中心研究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新课题，国内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由单纯的国外概念引介和研究视角模仿逐步转向本土现实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研究思路表现为在西方语境的观照和指引下，在学习借鉴“一站式”服务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本土化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视角、多层面研究内容等典型特征。针对研究中存在的滞后性、程式化和零散化问题，应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前瞻性、创新性和系统性，尽快建立一套规范完整的分析框架，注重理论创新与本土语境的融合，并加强对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深层问题的挖掘和分析。 　　［关键词］“一站式”服务；行政服务中心；述评 　　［中图分类号］Ｄ６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８０－０４ 　　行政服务中心是我国地方政府在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自２００４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以来，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目前已基本形成覆盖各级地方政府的纵横交错的行政服务网络，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载体。国内学界关于行政服务中心的研究思路，表现为由单纯的国外概念引介和研究视角模仿逐步转向本土现实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总结梳理近１０年来国内研究的宏观逻辑和发展脉络，了解把握其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无疑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深化。 　　一、行政服务中心研究的兴起与理论渊源 　　行政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国外管制改革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催生的产物，其推广普及的理论动因则是“一站式”服务理论的萌生与发展。从本质上看，“一站式”服务理论既是对政府管制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又是对政府管制理论的扬弃和超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哈耶克（Ｈａｙｅｋ）、弗里德曼（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布坎南（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问题，试图摆脱全能政府的惯性思维，主张应通过恢复“有限政府”以避免“政府失灵”。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共识的逐渐破裂和各国管制改革的陆续启动，反对政府干预的批判性研究渐趋理性，学术研究的主流转向放松政府管制、强化公共服务等更具建设性的议题。斯蒂格里兹（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从经济学角度对市场失灵进行的系统化分析，奠定了政府管制理论的研究基础。布雷耶尔（Ｂｒｅｙｅｒ）、史普博（Ｓｐｕｌｂｅｒ）、施蒂格勒（Ｓｔｉｇｌｅｒ）等人围绕管制的范围领域、方法选择、政策措施等，相继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管制模式，分类管制、适度管制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８０年代末期掀起的政府再造浪潮，又为政府管制改革注入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内涵，顾客导向、无缝隙政府理念的提出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反映出人们追求善治的努力和趋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被大量引入到政府管理，“一站式”服务进入到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威玛（Ｗｉｍｍｅｒ）等人最早从一体化公共服务的角度对“一站式”服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一站式’服务是指为用户——所有的顾客提供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它允许公民、企业和其他机构能够拥有２４小时的全方位公共服务，无论他们在家里，还是办公室或者是移动中”。［１］欧洲学者库彼克（Ｋｕｂｉｃｅｋ）和哈根（Ｈａｇｅｎ）在其合作完成的《欧洲一站式政府概述》一文中，通过全面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对欧洲各国“一站式”服务的国家战略、实施类型、服务渠道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以“一站式”服务理论为操典，英国在政府机构改革中率先建立“一站式商店”的做法，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和模板，行政服务中心这种新型政府服务机构很快在各国普及开来。国外学界有关行政服务中心的研究，基本都纳入到“一站式”服务或“一站式”政府的研究范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一站式”服务理论体系的逐步确立，既与政府现代化的潮流交织在一起，也为相关后续研究搭建起一个开放式的逻辑框架。随着信息技术的全球化普及和纵深化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少提‘一站式’政府服务机构的概念，而大力提倡‘电子政府’的概念越来越多”，［２］国外学界对“一站式”服务的研究重点也顺势由“物理一站式”转向“虚拟一站式”，电子政务、“一站式”政府门户网站、电子治理等日益成为“一站式”服务研究的主题。 　　二、行政服务中心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国内学界关于行政服务中心的研究起步较晚，前期研究主要在西方相关语境的观照和指引下展开，即通过对“一站式”服务及其相关理论的引介和借鉴，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和行政环境，探讨其在我国的适用性与可行性，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厅式”、“一条龙”服务等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学术词汇。然而受实践水平所限和体制制约影响，研究成果较为零散。２００４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在全国铺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