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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夺罪立法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03-092-02 　　摘 要 我国刑法关于抢夺罪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完善两个阶段,但到目前为止,抢夺罪立法在量刑上和具体条款的设定上仍存在较大问题。具体表现在:对抢夺罪与盗窃罪量刑幅度未加区分,过分强调抢夺数额对于抢夺罪法定刑的影响,并且刑法第267条第2款关于携带凶器抢夺的规定完全被219条涵盖,属于多余条款。 　　关键词 抢夺罪 数额 刑法 　　 　　一、关于抢夺罪立法的指导思想 　　建国初期,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并没有规定抢夺罪,直到195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13次稿)首次将抢夺罪纳入其中,该《草案》将抢夺罪规定在侵犯公共财产罪一章中,第144条规定:“抢夺公共财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前款罪的未遂犯,应当处罚①。”这个规定意味着:第一,抢夺罪的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第二,抢夺公共财物的才构成抢夺罪,抢夺私人财物的并不在此列;第三,抢夺未遂的也应当处罚,至于怎样处罚法律未规定由法官自由裁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刑法草案对于抢夺罪的规定是相当粗陋的,一方面五年的法定最高刑以及对抢夺罪各种情形的不加区分,导致了犯罪分子形成“多少都是抢,最多关五年”的心态,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相当不利;另一方面,规定中对于私人财物的忽视直接为犯罪分子规避法律提供了可乘之机,它有意无意地给人们透露了一种立法思想,即法律所禁止的是抢夺公家的财产,而并不禁止对私人财产的不法侵害。 　　197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典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适度修改,第151条明确规定:“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②。”第152条规定:“惯窃、惯骗或者盗窃、 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③。”一方面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抢夺罪中的犯罪情节对于量刑的影响,因此79刑法中出现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等直接影响量刑的字眼;另一方面该部刑法将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规定于同一条款中,虽说三者同属于侵犯财产型犯罪,但在犯罪构成要件、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差异,将其杂糅在一起实为不妥。1997年新刑法针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修改,第267条明确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出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④。”并且第264条、第266条也分别对盗窃罪和诈骗罪做了详细的规定。那么为什么要把抢夺罪从盗窃罪和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抢夺罪与盗窃罪存在较大区别(此处为避免重复,对抢夺罪与诈骗罪之区别不再赘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手段不同。盗窃罪中的“窃取”不能以暴力方法实施,而应当以不为他人所知晓的秘密方式进行。与之相反,抢夺罪中,行为人以强力即达到一定程度的暴力直接作用于物,使物的占有人无法及时作出反应,来不及反抗而对物强加夺取。换句话说,盗窃犯是以“秘密的窃取”为犯罪手段取得财物,而抢夺犯是以“公然的强力”作用于物为犯罪手段取得财物。再者,强力手段与秘密手段本身是相互排斥的,秘密手段就意味着不让财物所有者和管理者发觉,而强力手段正好揭示了行为人使用强力,以解除财物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财物进行身体控制的特征,身体控制的解除必然意味着被害人能够即刻察觉行为人行为的性质。因此,抢夺罪中的“夺”决定了行为必须使用不法有形力,而不可能以平和方式实施,这是区分抢夺罪和盗窃罪的关键。 　　(2)行为人主观恶性及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不同。在盗窃犯罪中,行为人既不愿意对所盗窃的财物使用暴力,更不用说对财物的占有人使用暴力了,他们不愿意被人发现,可以说与抢夺犯比起来盗窃犯是“胆小怕事”的;在抢夺犯罪中,行为人并不介意被被害人发现,虽然他们是对物使用暴力但往往使物的占有人处于不确定的危险状态,行为人虽意识到这一点却放任危险的发生,此时其主观恶性明显大于同等情况下的盗窃犯。例如,盗窃犯A从一老太太身上窃得人民币1000元,同样抢夺犯B经过老太太身旁乘其不注意,猛地将她的包抢下(内有人民币1000元),老太太因为这突发情况摔了一跤(未造成人身损害),如果按照现行《刑法》第264条和267条的规定行为人分别构成了盗窃罪和抢夺罪,结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涉案标的“1000元人民币”,可以将它们都划分到“数额较大”层次,法定最高刑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