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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分析 　　摘 要：以农地价值感知为中介变量，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利用广东省5个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问卷调查数据，采取二元Logistic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农地价值感知作为中介发生传导；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水平的提升会提高其农地价值感知，甚至使农地“人格化”后形成高强度的禀赋效应；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农地价值感知越高，越可能促进长期稳定的农地流转；农地流转价值比其生产价值更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重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对其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农地价值感知；农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6-0008-08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农业现代化有赖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农地流转是实现我国农地规模经营的基本途径。但是，只有“人动”才会有“地动”，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是推进农地有效流转的重要条件（罗必良等，2012）。要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必须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Chen，2014）。根据国家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达2.69亿，占全国乡村人口的42.7%，与之对应的农地流转发生率为26%，但其中有近40%的流转未签订正式合同。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虽然在一定基础上促进了农地流转，但受制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非彻底性，决定了我国相当部分农地流转是短期的、缺乏稳定性的、不成规模的“小农复制”型的流转，制约了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如何通过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值得探究。 　　近年来，学界围绕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业领域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内部影响因素，如农地经营成本、收益和规模（钱忠好，2003）、禀赋效应（钟文晶、罗必良，2013）、农户认知（李景刚等，2014）、农地特征（张成玉，2011）和农户兼业化经营（廖洪乐，2012），以及农户外部影响因素，比如，农产品价格（柏振忠、王红玲，2010）、村级流转管制（郜亮亮等，2014）、交易成本（罗必良、李尚蒲，2010）、流转途径、信息和政策（卢建新、苏雨薇，2013）、流转中介组织（肖端，2015）以及农业税费改革（吴鸾莺等，2014）。二是非农领域的影响因素，重点是聚焦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基本共识是，有效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农地流转的前提（马瑞等，2011），农村劳动力在空间上“离地”、在职业上“离农”，能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但在促进机制的选择和影响路径上学者们的认识还存在差异：其一，非农就业通过改变家庭要素禀赋结构，拥有农业经营优势的农户保有农地，拥有非农就业优势的农户转出农地，按照劳动力比较优势和相对收益在不同产业间进行专业化分工，以此影响农地流转行为（陈秧分等，2010）；其二，源自非农的收入增加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动因（石敏、李琴，2014），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劳动力转移障碍与摩擦越小，越利于促进农地流转（Feng，2008）；其三，农地流转面临的最主要的制约和困难是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难以和农地的生产功能相剥离（闫小欢、霍学喜，2013），而伴随非农就业的城镇社会保障可有效替代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程佳等，2014）；其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丰富其人力资本，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离农又离地”，进而促进农地流转（罗明忠、刘恺，2015）。 　　但是亦有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并不一定能促进农地的有效流转。首先，农户兼业化可充分利用家庭成员各自比较优势，选择“强者务工，弱者务农”的经营方式，获得整个家庭的分工经济，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即使部分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就业，也不必然导致农地流转（钱忠好，2008）。其次，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与农地流转不存在依赖互补（游和远、吴次芳；2010）。最后，人力资本的提高并不一定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反而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合理是约束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的关键所在（钱忠好、张骏，2008），所以，期望通过增加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并不一定能促进农地流转。 　　可见，以往不少研究聚焦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推进，城市融入水平的提升，其对于农地流转行为的抉择影响存在差异，尤其会受制于其对农地价值的自我感知。本文将农地价值感知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实证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对其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揭示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对其农地流转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