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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述评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学”；发展阶段；研究方式?? 　　［摘要］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早中期，第二阶段从1989年前后直至9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则从2000年至今。各个阶段都涌现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每一阶段独特的理论特征，在更深层面上也表明了国内西方马克思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历史发展紧密相关。??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7）10-0077-07 　　 　　近年来，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种对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较有影响的解读模式重新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然而，在如何理解与对待西方“马克思学”上学者之间却出现了分歧。不过，只要我们略加回顾学术史就会发现，西方“马克思学”并不是什么新话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内学界对其即有所了解，且经过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多年探索，我们也大体确立了科学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基于这些已有的研究，我们看到，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学”也是一种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1］它虽然在显性层面上偏重于文本研究，提倡价值中立，但在深层逻辑方法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管离不开文本分析，但绝不是一种从文本到文本的“掉书袋”式喧哗，它必须“能够立足新的实践，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引导人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2］因此，面对今天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纷繁的学术话语，我们更应对隐藏在西方“马克思学”方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保持高度警惕。在此意义上，探讨国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争论的实质，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一、集中译介与全盘否定（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早中期） 　　 　　作为一股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潮流，西方“马克思学”在1956年之后的公开出场与迅速升温都得力于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碰撞和摩擦。因为苏共二十大极大撼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为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诸多对马克思理解的“异端”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50年代中后期原来对西方“马克思学”不屑一顾的苏联学者不得不面对前者基于文献解读所提出的不同观点，并着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以重新确立自身的合法性。［3］苏联对西方“马克思学”的重视带动了国内学界对这类学说的关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国内学者不仅通过苏联学者的相关文献，如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等，对西方“马克思学”有所接触，而且翻译出版了其以悉尼?胡克为代表的某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相关理论著作。但直至70年代末，学界才开始对西方“马克思学”作出正面回应。?? 　　为了推进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编译与研究工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代表人物的作品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译介。除了戴维?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等专著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列主义研究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开辟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马克思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与达尔文”、“青年马克思”等专题，以之为框架对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文献作了摘编和整理。其中较有代表性且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的有：阿尔温?古尔德纳的《两种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3辑）、《两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起源》（《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2辑）、《阿?古尔德纳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类和对佩里?安德森的批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1辑）、费切尔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5辑）以及对科拉克夫斯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1辑）相关内容的摘译和杜章智编译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比较――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马列主义研究编译资料》，1981年第14辑）等。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回应，苏联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成果也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从80年代开始，拉宾的《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和别索诺夫的《在“新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