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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批评家的知识谱系与批评策略 　　如观察者所言的，“80后”批评家“金理、杨庆祥、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李德南等等，正以自己的批评实践，改写着当下文学批评的版图”。①这些“80后”批评家多从著名高等学府博士研究生毕业，师从于名师，有着惊人的写作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持续激活着当下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并非是“格式化”的，而是在继承与断裂中不断自我更新，这些批评家既继承了自家导师的批评思想与方法，同时又杂取他家，形成自我独特的语言魅力与思维方法。 　　2007年徐刚进入北京大学，在张颐武老师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张颐武以“后现代”为方法对中国当下文化的即时关注，无疑影响了徐刚批评的当下性，这使他的批评显得灵活、切入现实；同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其他老师如洪子诚对十七年文学史的重写、贺桂梅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方法、陈晓明的“文本细读”研究、李杨对于十七年文学的批评等，也刷新了他的文学批评方法与视野，重构着他的知识谱系和批评策略。 　　正如徐刚自己在《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一书的后记中所言，他一直在尝试着批评与研究的“两条腿走路”，在“学术的严谨和呆板，以及批评的灵动与轻率”这一“学者和批评家所处的两难境地”②中达到一种平衡。读博士的四年，徐刚一方面从城市的角度切入“十七年文学”，做他的博士论文；另一方面又将犀利的解剖刀指向当下鲜活的小说、电影与文化现象。前者的成果就是专著《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后者的成果则是论文集《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一者可见他的勤奋，二者可见他对于自己“两条腿走路”批评策略的平衡践行。 　　一、重读的学术视野 　　对于十七年文学的重读或者说“再解读”的可能性，来自于文学场域中知识谱系的刷新，这种知识刷新仿佛天然地具有一种合法性，因为文学批评总是已经（always ready）在一种知识谱系中对另一种知识谱系进行突围。徐刚在上博士期间，将自己的学术目光投向十七年文学，以文学中的城市表述为切入角度，研究十七年文学想象城市的方法，试图通过对“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表述，为分析19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解释的依据”。③十七年文学常被人从“文学性”的角度加以诟病，它算是好的文学作品吗，何以值得分析？这一时期有真正的城市文学吗？但是城市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他者”，在十七年文学中不容争辩地大量存在，当然十七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事实。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在意识形态及道德伦理上经历了从消费的城市到生产的城市，从个人的城市到集体的城市，从市民的城市到人民的城市这样的变迁。徐刚考察了十七年文学是如何表述“进城”，以及通过这种表述所揭示的城乡二元的关系；考察了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无论是对龙须沟的改造、还是对妓女以及工人新村的改造，都阐释出其背后的现代意义；考察了消费城市的空间如何变革及其背后蕴藏的革命伦理和日常生活伦理的冲突、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龃龉；考察了生产的城市的文学建构过程。这是在一种“后冷战”的思维下对“冷战格局”下文学的一种解读。城市作为一个被数次“误读”的“他者”，在十七年文学中并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不断释放又不断吸纳的“黑洞”，通过城市这个视角，可以窥探“‘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④，而这种焦虑一直影响到1980年及其之后的文学。“城市”二字打通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任督二脉，五四文学中的城市、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以及1980年后文学中的城市的不断被书写，折射出的是时代的精神现象学。 　　二、插入文本的利剑 　　徐刚的文学批评是插入当下文本的一把利剑。他喜欢针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从不去圈囿自己批评的作家群体，而是尽可能地关注更多的作家，注重批评文本的多样性，这些作家群体“跨代性”明显，如张洁、刘震云、邱华栋、余华、莫言、李洱、马原、格非、徐小斌、陈应松、马金莲、蔡东、宋小词、六六、吕魁、陈崇正、南飞雁、阿乙、孙频、胡增官等。他选择的文本既有写城市的，也有写乡村的；既有精英的，也有大众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科幻的，也有唯美的。但是他对先锋作家群体的关注，对乡村文学的关注，以及对于城市的“精神现象学”和对中产阶级与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分析，都折射出他希望透过自己的文学批评写作探求的一种思想：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状况”到底如何。文学作品是他思考当下现实的一块“飞地”，从而思考文学作品背后时代的“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已经渐进式的从“大时代”进入了“小时代”，整个当代文学都是“想象中国”的一种方法，寻找的是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这是一种“阐释中国的焦虑”“不但没有缓解，反而似乎愈演愈烈”。⑤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语境中，文学作品也空前释放出更大的张力，徐刚总是能够敏锐地探寻到某一部重要作品冰山下更多的内容，他解读马原的《牛鬼蛇神》，能够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