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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及其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城镇化土地征用背景下失地农民的职业层次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858个失地农民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征地后，失地农民群体不仅经历了就业模式转型，且在职业层次方面也呈现出进一步分化特征，其中处于职业低层与高层之间失地农民就业发展差距有所拉大；而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显示，人力资本是造成失地农民群体职业分化的核心因素，相比而言，低人力资本水平构成了征地后农民获取高层次职业的主要障碍，此外，征地用途、补偿方式等征地因素对失地农民职业行为也构成一定的影响。文章认为，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要将促进区域就业增长和民生福利改善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在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民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其个体及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长期非农职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以构筑促其市民化转型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土地征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7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1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进程是与不同阶段农民就业持续分化过程紧密关联的。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的实施，释放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以“离土不离乡”形式就近进入乡镇企业等非农领域就业，推动了我国农民从农业向非农兼业的第一次就业分化阶段的形成；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城市体制改革的启动，城乡、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障碍逐步被打破，农民就业呈现出以“离土又离乡”式的异地非农就业流动构成了对原先就近兼业的替代，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农民就业分化阶段；而步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迎来新一轮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浪潮，因农地非农征用而失地的农民规模持续增加。失地农民群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农村现有社会结构，同时也构成了对农村乃至城乡经济结构的深度转型要求，其中，失地农民就业分化与转型发展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民步入第三次就业分化阶段。 　　与大量围绕前两阶段农民就业分化主题研究的文献相比，当前由失地农民为核心的新时期农民就业分化问题研究总体还不多。牟少岩[1]基于青岛地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微观因素；陈会广[2]认为农民职业分化与土地制度变迁存在紧密联系；许恒周[3]研究发现，基于土地产权偏好差异，农民将面临分化趋势；谢勇[4]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征用对失地农民群体就业形成了差异性影响；陈浩[5]研究认为，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增强失地农民非农就业能力，提升其家庭主动离农意愿；李飞[6]进一步揭示了除了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职业获得也具有显著影响，而张晖[7]认为，适量的拆地补偿有助于促进失地农民创业，等等。 　　纵观上述研究，对我国土地非农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分化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富有价值探索，但还存在一些不足，突出体现为现有多数研究或多或少都隐含着一个假设，农民对土地存在一定的就业依赖，因此失地农民的就业分化将主要表现为由征地导致从原先的涉农就业形态（如农业或兼业）向非农就业或无业形态转化。虽说这一假定确实能反映当前我国特定区域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状况，但初步调查显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①严格意义上，完全失业者谈不上职业层次，但如果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个体就业程度，可发现纯粹意义的劳动时间为零的所谓绝对失业是罕见的，即便是那些不出去工作而居家的无业女性，按照家庭理论观点，其照看家庭行为本质也属于一种劳动供给（Becker，1962），但可以归结为极低职业层次。 　　（如长三角地区），由于高度的农村非农化水平，农民完全非农就业比例也很高，因此对土地的就业依赖度较低，因此，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就业分化并非仅存在由涉农向非农就业模式的外部分化，更可能表现为非农就业结构的内部深度分化，其中职业层次变化是重要内容，但迄今尚未发现相关研究。 　　因此，本文力图基于长三角地区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对土地征用前后农民从事职业层次及其变化状况进行分析，进一步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方法对失地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便深入洞察当前城镇化土地征用背景下失地农民特别是原先从事非农就业农民的职业演变规律，进而提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1理论分析 　　1.1失地农民职业层次的构成 　　分化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反映特定个体或群体在不同环境变迁下所形成的行为与状态的变化。本文所研究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