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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资料性 提高修志水平 　　[摘　要]附录作为一种传统的编史修志记述手段，对于当前提高志书资料性具有现实意义。大量使用并用好附录，将有助于提高当前修志面临的资料性难题。 　　[关键词]地方志；资料性；附录 　　本文所称“附录”，专指地方志书为增强方志资料性，在正文之外补缀的附属性资料，如：注释、引文、附录、专题专记、资料汇编、文献辑录等附属性资料。附录作为志书的一部分，在旧志中比比皆是。 　　清代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二“水利一”，杭州府“城内河”条(1)，记述杭州城内河堰闸工程。条目下附苏轼：《请开河状》(1)，详细记录杭州运河历时情状及以前的治理的得失，及苏轼的治河方略，对于后世进一步治理运河提供了参考。 　　卷八十“漕运上”，在记述唐代江南漕运量增长的文字后加注：“谨按：浙省之漕，前史无明文考。唐《地理志》：浙西隶江南东道，则唐时所漕江南之粟，固兼浙漕而言也”(1)。在旧志当中，如雍正《浙江通志》此类注释、引文、稽考类文字，其荦荦者，往往能占到全书文字量的二分之一左右。 　　新中国首轮、二轮修志工作继承了旧志中重视附录的传统，不少志书都成功地运用附录扩大志书容量，加强志书记述的深度。但是较之旧志注释、引文的比比皆是，新时代志书的附录从文字数量上、篇幅比例上都明显减少。这容易影响志书资料的广度，影响志书对所记述事项的反映深度，影响相关事项要素的记述细致程度。 　　以“水利”为例，新时期志书往往集中记述当地江河湖库塘堰的源流分布、工程构筑情况。而有关江水河流的灾害、疏浚及灌溉的详细史料，有关水利工程的建筑原由及利弊的史料，有关防洪抗灾、兴修水利历史上的方案等，往往被精简。倘若能以附录形式将这些材料补缀于文末或卷末，则可以大大加强志书可读性，为当下及后世提供丰富有用的当地水利史料，增加志书记述深度，提高志书资料性。 　　再以“农业”为例，新时期志书主要记述宏观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地区性农作物和牲畜种类、耕作和养殖情况、农业生产加工工具、农业工程及技术。关于地区农业特征及其对当地农业生产经营改革的影响，历时农业耕作、经营方式的变化及其利弊，当地农业相关改革的方案及其成因，各个领域的农业经济比例情况及相互间的作用等等资料都较欠缺。如以附录形式，将相关调查报告、数据分析、会议讨论情况、专题研究、决策方案、实施方案乃至相关领导和专家的口头资料等加以保存，既可避免主观性较强之讥，又可保存详细丰富的有用史料。 　　之所以强调附录的重要性，与志书体例有较大关系。志书重视客观性，议论性较强的文字往往不能入正文。同时，修志一如修史，剪裁之下，许多重要史料被摒弃于正文之外。剪裁虽能突出主干、明确重点，却也往往使志书显得个性不够鲜明、深度有所不足。这就需要以附录的形式，收容议论性文字和难以纳入志书正文的可贵史料，以增加志书的容量，提高志书的资料性。 　　章学诚《文史通义》对附录非常重视，《方志立三书议》：“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2)，即凸显了对于附录的重视。根据笔者所读到的志书，许多都受章氏“三书”理论影响，倾向于文艺资料的整理。但笔者以为，这种收录方法似乎对章学诚《文史通义》全书主旨缺少深入理解。章氏一生治学贵在经世致用，其史学观，一言以蔽之，即：尚实用。《文史通义·经解上》：“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2)；《文史通义·经解下》：“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2)；《文史通义·原道中》：“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征不信也……即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2)；《文史通义·原学上》：“盖言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专于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2)；《文史通义·浙东学术》：“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2)。由此可知，章氏实是视修地如修史，强调志书资料对于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有所补益。 　　因此，附录应当主要收集反映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发展内在规律的相关史料。地方上应制、酬唱类的诗文碑记往往较多，这些文字多存在内容空泛、风格单一等流弊，可以列表综述，却不必以附录形式多加收集。 　　至于附录的形式，则有注释、引文、章末附录、书末文献辑录、资料汇编等形式，它们可以丰富志书内容，提高志书的资料性，强化志书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用性。笔者认为，二轮修志可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