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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启发及的反思 　　摘 要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创造性地建构了“言志”与“载道”的二元模型，以“循环论”的文学史观阐释中国文学史，将五四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了“晚明”，周著的观点具有发人深思的多重启发意义，本文着眼于其中体现的独特的治学眼光、研究范式提出一些学习性的意见及看法。 　　关键词 周作人 文学史观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启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前往辅仁大学进行学术讲演，之后由学生邓恭三整理、周作人校阅，命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由北平人文书店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刊印发行。 　　周作人以“循环论”来结构中国文学史，与胡适先生的“进化论”相比更加合理。首先他不赞同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照他看来，“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其次他不赞同胡适关于白话的观点，胡适认为白话比古文进步，所以古文应当灭亡，让位于白话。而周作人认为古文、白话都可用，无高下之分。这里也可以看出周作人从传统中寻求新文学根基的努力。新文学的发生历来被解释为与传统的断裂，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对传统文化一味批判，最后造成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周作人的这种观点无疑比胡适更为深刻，更具有反思性。 　　胡适力图从两千年来的白话文学的传统中寻求新文学成立的依据，但有失片面，“进化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建立自己的学科品格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进化的文学史观念的过分强调，使文学史研究的目的论色彩过重，文学史研究似乎仅仅为了用来印证事物进化的普遍规律，而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却多少被忽略了。而且，进化的文学史观念本身在方法论上导致的线性思维和决定论思想方法，也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引起了研究界的不同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学界对之的反拨。” 　　与此对比，周作人的“循环论”则显得更加全面，更有说服力，其创建的“言志”与“载道”的二元模型非常有启发意义，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流变，不再是一线式的概括，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学现象。但是，这种二元模型也有一定的弊端。“言志”与“载道”并不能完全概括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史，像胡适的“白话文学”就不能纳入这一行列。这与周作人自身的逻辑预设有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表面是在写“言志”与“载道”，实则是在批判“载道”的左翼文学，他预见到了左翼文学将来的发展，心中担忧，却没有直接写出来，正如罗岗在《写史偏多言外意――从周作人看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中所阐述的一样。这种先验论式的写法对于文本的写作而言可以起到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的作用，但是也会发现其中的弊端就是规避了其他的文学形态，将中国文学之树砍得只剩下其中两个枝桠，有“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之感。另外，这种先验论是先摆论点，再摆论据，看似合理，但是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周作人对文学现象的梳理有自己的偏好：只举出对自己论证有利的观点、论据，其他的则弃之不用，例如，在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中提到晚明的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相似时提到了胡适、冰心、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俞平伯、废名就和竟陵派非常相似，看似论据摆得很有道理，但是细细分析，却发现其中竟然没有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郭沫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这就很明显地说明了论据为我所用的偏颇之处。 　　尽管《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写作，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对文学史写作的借鉴意义。从中可以看到文学史观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胡适的“进化论”史观为他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利于发现与之前的不同的、异质的文学现象进行书写，周作人的“循环”史观则有利于归纳更多的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这种“循环”论带有周期论的韵味，可以从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推断出另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而五十年代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强调历史对文学的渗透。文学史观可以将分散的文学现象整合在一起，形成“论”，纵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发现，其“论”的特征非常明显：先验式的提出自己的文学观点，再给予论证。但是其中的论点也有些偏颇，上文已经述及。我们也就可以发现，合理的文学史观对于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性。一个例子就是以“历史的唯物主义史观”来带动的文学史研究，使得论者可以从阶级论、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出现了新的研究气象，但同时也带来了弊端，“由于许多研究者没有从方法论的整体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只从片面理解的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现成观点去机械地对应所有的文学现象，因而也导致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失误”，这就造成了对民间文学、现实主义的拔高。也就是说，文学史观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指导，应该对文学史的研究带来指导意义，而不能出现偏颇。 　　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对比，反观中国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