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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古代水利碑刻的研究 　　摘 要：大理地区历史悠久，碑刻资料众多，内涵丰富。而其中的水利碑刻资料，作为珍贵的“同时资料”，佐证着大理地区的历史文明。近年来，随着大理地区自然灾害多发，人们对大理地区古代水利碑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本文从史料价值、社会功能和法文化研究价值三个方面对大理古代水利碑刻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大理；水利碑刻；史料价值；社会功能；法文化价值 　　远在三千七百多年前，洱海地区就有了灿烂的石器文化。新石器遗址星罗棋布，西至云龙，东到祥云，北达剑川，南抵云县。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是古代南诏和大理国政权的中心地区。这两个政权基本与中原的唐、宋政权相始、相终，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同时也影响着中原王朝的盛衰。在历史长河中，“作为一种史料，石刻文献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见载于传世文献 （ 书本文献） ，因此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可取代的价值。”[1]碑刻，佐证着洱海地区南诏、大理国历史。而其中的水利碑刻，通过它，我们可以一窥大理封建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及世风民情。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农业尚且是国家的命脉，在古代社会，农业对对国家的制约就更不用说了，农业绝对是封建王朝统治、巩固、发展的基础，关乎国计民生；而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大理古代水利碑刻的研究价值也就凸显了出来。 　　1 史料价值 　　（一）大理古代水利碑刻是珍贵的“同时资料”。 　　“同时资料”是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提出的。“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是太田辰夫对中国古代文献的分类。“同时资料”是指，某种资料的形式（ 即文字）和它的内容产生于同一时期，如甲骨文、金文、木简、作者手稿等等； 而 “后时资料”则基本上是指外形比内容产生得晚的那些资料，经过转写和转刊是“后时资料”的特点。经过研究，太田辰夫认为，中国的资料多是“后时资料”。[2]而对于历史研究、还原历史来说，同时资料是弥足珍贵的。 　　中国古代史学非常发达，只不过十分讲究“春秋大义”，道统赓续。历史著作很多，《史记》、《二十四史》、《三国志》等官修史书，多以人物为中心，对事件展开评论。纯粹的原始资料保存的较少。这对真实的再现历史是非常不利的。散存于全国各地、乡野民间的碑刻资料，就成了历史的见证。散存于大理地?^的古代水利碑刻，历经沧桑，穿越时空的再现着大理地区的水利历史。中国碑刻资料是与欧洲教会档案可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始资料。大理古代水利碑刻自然也就是大理地区古代水利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历经千年，它真实的记载了当时当地的水源情况、水利建设，民间的水利纠纷、解决等。还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世风民俗、地方建制等等。 　　补史之阙、正史之谬，这正是大理古代水利碑刻对于大理古代水利历史乃至大理古代历史研究的意义。例如：《大理?l後千?羲???申明旧制水利永??遵守事碑》和《?奉?澜?截挖黑箐水源碑?》都从侧面印证了“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载宋濂等修，《元史》，卷九十八，〈志第四十六〉，〈兵一〉）。“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年高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教督农桑为事。”（载宋濂等修，《元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二〉，〈食货一〉）。[3] 　　（二）大理古代水利碑刻是大理水利史研究的“活化石”。 　　碑，有狭义和广义。从狭义上说，它仅仅是诸多文字石刻中的一种；从广义上说，则可包括帖以外的所有各种形式的文字刻石，即包括刻石、碑碣、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铭、刻经、画像榜题、石阙文字……[4]战国时代的秦石鼓即中山国监囿守丘刻石等是中国最早的碑刻。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的石刻皆可列入中国古代碑刻的范围。在古人看来，镂于金石的文字才能流传久远。《墨子?兼爱》中说，“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吕氏春秋?求人》记载夏禹 “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高诱注：“金，钟鼎也；石，丰碑也”。 　　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演变，中国古代碑刻形式多样，数量巨大，分布辽阔，内涵丰富，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教育、民族等等。因此，有很多人都认为它可以和中国古代的史书相媲美。郑樵的《通志?金石略?金石序》中说，“三代而上，惟勒鼎铭。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在中华文明史几千年的传承中，碑刻注定要成为惟一具有耐久性、且能够满足社会各个层面不同需求的文字载体。[5]大理古代水利碑刻就是大理地区水利史研究的“活化石”。 　　例如：《洪武宣德年?g大理府?l?P裹十八溪共三十五??民分定水例碑》是大理地区最早的一块水利碑刻。立碑时间是明宣德年间（1426―1435）。碑文中，大理卫指挥使司，首先依据旧规重申水权规定。继而对苍山十八溪的水流灌溉进行了细致的分配规划，是宣德年间整个大理坝子农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