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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研究筑牢科技强国根基 　　基础研究相当于“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从“天宫”上天到“蛟龙”探海，从“天眼”探空到“墨子”传信，从国产大飞机首飞到国产航母入水，从国产超算“三连冠”到中国高铁技术输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让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而这些世界瞩目的国之重器背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功不可没。作为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支持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的主渠道之一。 　　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角已经吹响。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l展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基础研究则是创新的供给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这样解释基础研究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科学基金如何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前瞻部署，进一步增加源头供给，从而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筑牢根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杨卫。 　　源头创新逐渐涌现 　　《财经国家周刊》：过去，中国科学家长期沿着他人的创新基础来进行研究，如今随着科研实力的整体跃升，我国在颠覆性创新、源头创新方面有哪些突破？ 　　杨卫：有赖不断增长的国家投入，我国基础研究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诸多重大突破，其中不乏源头创新成果。 　　例如，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项目“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在国际上引领了铁基超导研究的热潮。到目前为止铁基超导的纪录牢牢地被中国科学家掌握，全球铁基超导的研究引用一半来自中国，我国也是铁基超导研究材料的“源泉”。 　　又如，在化学方面，甲烷分子的选择活化和定向转化被誉为化学界的“圣杯”。而2014年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通过构建催化剂实现了甲烷无氧活化，由此实现天然气的无氧直接转化制乙烯和高值化学品，被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誉为“改变世界的技术”。 　　这些都体现了我国的源头创新能力。在一些重要领域，我国已凭借自身的科技实力跻身世界前列。从影响力指数计算，目前我国在材料领域的影响力指数已经超过美国的99%，化学领域的影响力指数也超过美国的80%。中国在物理、数学、计算机、工程等学科领域保持在世界第二的水平。 　　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 　　《财经国家周刊》：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地位？ 　　杨卫：如果经济社会的发展算需求，那么创新驱动就是供给;如果创新驱动算需求，创新就是供给;如果技术创新是需求，基础研究就是供给。也就是说，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基础研究相当于“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如果从上下游关系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处于最上游，投入比中下游相对要小，但它牵一发动全身、四两拨千斤。 　　如果从创新的阶梯发展规律来看，从低到高分为效率式、开发式、高新技术式以及颠覆式创新四种创新阶段。效率式创新是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周密的管理体系、严谨的工艺路线和精准的资金投入，从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切入;开发式创新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集成创新来实现整合型技术发展;高新技术式创新是把现有的科学知识变成可实现的技术突破。这三个阶段，仍然属于跟踪式创新。 　　只有颠覆式创新，才算得上“领跑者”。颠覆式技术创新是最高阶的创新，它是在基础研究新成果与新技术结合的基础上推动产业新变革，需要从基础研究做起，实现全链条贯穿。这个最难得、历程最艰难，但也是一个国家能够取得长久优势的关键所在。而颠覆式创新就必须以基础研究作为引导。 　　目前，我国效率式创新已进入边际效益递减阶段，开发式创新已接近尾声，热点领域的高新技术式创新依然差人一步。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就一定要锻造以自主创新为利刃的颠覆式技术创新之剑。 　　《财经国家周刊》：从我国科技创新现状看，国内基础研究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 　　杨卫：判断基础研究的发展，一个重要指标是发表科技论文的情况，即学术产出的数量与质量。 　　从学术产出上看，目前我国发表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之比约19%，超过我国人口占比，也超过GDP占比。其中高水平论文（影响力排前千分之一）已经超过20%。而且，我国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的比例过去3年内从4%增长到6%。 　　科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当一个国家在科学上的产出达到世界总量的20%，那么该国就可以被视为一个世界科学中心。目前，我国的这一指标即将达到门槛值，可以说我国到达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边缘。 　　从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