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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的研究综述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溢出效应的文献按其结论分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或不存在溢出效应和负溢出效应，通过从国别、地区、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维度对FDI溢出效应机制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单纯提高一个地区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开放度对提高FDI的外溢效应是没有意义的外溢效应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等。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2-0093-05 　　 　　一、国外相关研究 　　近年来，在假定跨国公司的特有资源提高了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率的前提下，在研究吸引外资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方面，一种方法是检验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是否比当地企业高，比如Blomstrom和Sjoholm（1999）的实证研究认为外资参与的企业比完全由东道国当地所有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如果事实是这样的，人们可以期望外商直接投资如预期的那样提高整个工业的劳动生产率（Egger和Pfaffermayr，2001），这种生产率差异成为FDI导致行业“追赶”效应的基础（Perez，1997）。这种效应被理解为FDI的直接效应，即外资子公司自身对生产率的贡献。另一种方法是研究跨国公司子公司对东道国其他企业产生的生产率溢出效应（Caves，1974）。当东道国企业接近跨国公司子公司带来的前沿技术时，就会产生生产率的正向溢出（Feinberg和Majumdar，2001）。这种接近不是通过市场交易完成的，所以由此产生的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被称为“外部利益”或“溢出收益”。①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是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间接效应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溢出效应的产生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土经济之间的关联。各国政府提供各种刺激来吸引外国投资，其动机是期望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来增大新投资促进国民收入的初始利益。 　　大量的研究都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各种类型的关联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如Caves（1974）、Globerman（1979）、Kokko（1996）、Aitken Harrison（1999）、Liu等（2000）、Zhu和Tan（2000）、Buckley等（2002）。这些在外商投资的直接收益之外产生的积极影响成为溢出效应的来源，主要表现在本地企业的技术提升、出口渠道的扩大和企业管理模式等各个方面的改善。 　　一些学者通过对不同国别的经验研究证实了FDI正向溢出效应的存在。比如，Haskel等（2007）使用英国1973―1992年制造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溢出效应存在，本国企业的TFP与外资子公司在该行业活动的份额成稳健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估计指出，英国行业中外资存在10个百分点的增加，可以使该行业国内企业的TFP增加0.5%。Sgard（2001）使用大企业面板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FDI对匈牙利TFP的影响。外国资本与更高的生产率水平相关联，并且对总体TF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Keller和Yeaple（2005）研究了1987―1996年间FDI对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技术溢出，发现FDI为本国企业带来了重要的生产率收益，FDI溢出的规模在经济上是重要的，可以解释美国企业1987―1996年生产率增长的大约14%。 　　还有的文献研究了FDI在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如Javorcik（2004）使用立陶宛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FDI的正向溢出效应发生在跨国公司外国子公司与它们当地上游部门供应商的接触之中，为正向生产率外溢提供了一致的证据。Nicolini和Resmini（2010）使用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企业层面非平衡的面板数据，发现FDI溢出同时存在于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当外资企业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经营时，存在部门内溢出。当外资企业在高技术部门经营时，存在部门间溢出。 　　尽管理论上可以识别一系列FDI可能的溢出渠道②，但是稳健的支持正向溢出的实证结果最多只能算是混淆的（Gorg和Greenaway，2004）。还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溢出根本不存在（如Haddad和Harrison，1991），甚至是负溢出（如Singh，1992；Aitken和Harrison，1999）。在国别角度，Konings（2001）从实证角度检验FDI对中东欧三个市场经济体――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绩效的影响，平均而言，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存在FDI对本国企业的负溢出，而波兰不存在FDI对本国企业的溢出。研究结果的这些冲突表明，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