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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的特点及为何被统治者所选择 　　摘要：秦汉以后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长期指导和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特点有四：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礼法结合，法有差等；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应经合义，论心定罪。 　　关键词：法自君出；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论心定罪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7-0215-02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国封建统治中占据主导地位，下面笔者将主要通过其内容特点的四个方面，来阐述和探讨其被选择和传承的原因。 　　一、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由董仲舒倡导的作为官学的神学目的论，大肆宣扬人间的君主是上天的代表。法律对犯罪的惩罚，是君主“顺天行诛”的结果，从而进一步树立了“法自君出”的概念。皇帝一言而为天下法，是“三尺法”的最高主宰。法律既经制定，君主在原则上虽然也应遵守，但在很多情况下君主总是任意“钦定”法律，也往往任意破坏法律；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加刑。封建皇帝“奉天承运”的这种至尊地位，使法律对于任何侵犯皇权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行，都被视为是违反“天常”的大逆不道的罪行而规定最严厉的处罚。 　　董仲舒改原始儒家坚持贵族整体的主张，转而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并且从神学的角度来论证集权专制政体的合理性，赋予了封建君主在法律上的最高主宰地位。这些主张和思想都符合了封建统治者对权和法的渴望，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控制欲，也促成了汉代统治者最终选择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为主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并使得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再度辉煌起来。 　　二、礼法结合，法有差等 　　董仲舒以后，礼和法渐趋结合；只不过作为礼的具体表现的封建伦理道德，被赋予神秘主义色彩，使之似乎更加具有真理性的权威罢了。所以在汉代，不但有关礼的某些原理原则，逐渐融入法典当中，而且有关礼的某些具体规章制度，也被纳入了法典。 　　东汉建初把董仲舒的神学伦理观点系统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定它为永恒性的道德规范，并使之成为封建法律的基本组成部分。“三纲”，是以“尊尊”、“亲亲”原则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的核心。它所要求确立并遵循的贵贱、亲疏、尊卑、上下、长幼的严格的等级次序，被认为是关系着“王道”得失的不可移易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所以在法制方面，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只要能够“亲有尊卑，位有上下，”，便可以达到“寇贼不发，邑无狱讼”的目的。在狱讼当中，只有首先弄清楚这种等级关系，“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 　　正是这种法有差等思想，使得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西汉中期以后受到历代统治集团的重视，被认为是“致王道”之本。其原因在于： 　　首先，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倡导的法律面前的差等，首先是“尊君”，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历代为此所设厉禁很多。从汉代的“祝诅”、“腹诽”之类，到隋以后各代的“十恶”罪中谋反等规定，莫不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 　　其次，维护其他各类“尊者”的特权。一方面是严惩以下犯上的各种罪行，另一方面是赋予各类“尊者”以法律上的特权。尤其是后者。身份尊贵的人犯了罪，决不能加以捆绑、关押、审讯，规定让他们“造乎阙而自请罪”，或者“北面跪而自裁”。 　　再次，维护家族范围内的不平等关系。封建儒家的伦理学说，强调要“严君臣之分，明尊卑之序”，而这首先要“正父子之伦，定男女之别”。所以在正统法律思想中，家族法规被视为国家法律不可分的部分。如家庭连带责任的规定、按照伦常决定刑罚轻重的规定等等，都体现了这种维护封建特权和法律不平等原则的特点。 　　三、德主刑辅，先教后刑 　　先秦儒家在强调“礼治”的同时，还强调和“礼治”密切联系着的“德政”。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它强调在治理国家的德、礼、刑、政四种手段中，以德、礼作为主要手段，并且在刑罚的运用上强调“明德慎罚”，“明刑弼教”。德刑关系上的这种“德主刑辅”的原则，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 　　汉代鉴于赢秦“专任刑罚”的教训，在德刑关系问题上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德的主导作用。贾谊主张文武并用，刑德兼施，而重点却在于道德教化，强调先德后刑。董仲舒把这种思想纳入他的神学目的论范畴，借阴阳清暖之说来阐释德主刑辅的关系。他认为上天有 “大德而小刑之意”。同时，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是“任德不任刑”的。总之，德主刑辅，有天理和阴阳、寒暑的道理作为根据，是天经地义的。他为正统法律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进一步确立了系统的理论。董仲舒以后，德主刑辅原则尽管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挑战，但是经过谶纬迷信的流行和儒经的法典化，终两汉之世，一直占着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