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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党治理的探讨 主要以规模为视角 　　内容摘要】大党治理大国的中国政治现实提出了谋求大党治理与大党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几大政党相继下台，标志着传统政党出现严重危机，也预示着传统大党发展陷入政党规模与党力的悖论困境。我们应格外引以为戒。积极借鉴现代治理理论的先进理念，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型，做到包括政党规模、党力等要素在内的内外并修，是现代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维系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大党；大党治理；政党规模；党力；政党治理。 　　【作者简介】姜崇辉，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 　　党建与政党比较研究。20世纪后期，以苏联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外几个大党、老党先后失去执掌多年的政权（苏共甚至走向消亡），引发我们总结大党兴衰经验教训的兴趣。同时，在当今中国，超大政党治理超大社会的政治现实，也迫使我们要探讨大党自身治理理念和治理方略的创新问题。只有总结大党之功、分享大党之喜、剖析大党之难，才能诊断大党之疴、革除大党之弊、鼎新大党之治、探索大党之道、发挥大党之力，以期实现现代大党尤其是作为“超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良性发展。 　　 　　一、“大党治理”：大党治理大国的 　　理论需求和现实需要 　　在当前中国，超大政党治理超大社会的政治现实，迫使我们在探索大国治理方略的同时，也要思考大党自身治理理念和治理方略的创新问题。所谓超大社会，是“指中国社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型社会，主要表现为其最大数量的人口规模上”[1]。超大型人口规模的实际国情延伸出许多与之紧密关联的重大社会问题，如十三亿多人口的民生与粮食安全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由此诱发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与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阶级阶层多样化与利益诉求分歧问题，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问题，人口规模与民主政治发展问题，社会的和谐构建与稳定发展问题，等等。诸多特性决定了“这个超大规模社会是多维的，它在发展中衍生出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是其他社会不可能出现甚至是独一无二的”[2]。这是大国治理面临的难题之一。再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跨越式追赶型的快速发展，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然离不开先进政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这也决定了“治国必先治党”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逻辑。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其兴衰直接关乎到中国超大社会发展的成败得失。 　　与此同时，执政的共产党本身也是一个具有超大组织规模的政党，主要表现为她拥有八千多万名的党员数量，是国内外任何哪个政党都无法与之相比照的超大政党，其党员人数几乎相当于荷兰总人口的一半、德国的国民人口总和。这样庞大的政党组织规模，使得中国共产党客观上有着世界上其他一些政党都不具有的某些特性，也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如执政党规模与执政成本、执政效益的内在关系问题，庞大党员数量的管理与先进政党的腐败蔓延、升级问题，市场经济背景下部分党员的党性意识淡薄与信仰危机问题，一党执政体制下的政党执政能力能否持续胜任问题，等等。 　　在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信息化等日益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3]。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连续执政了六十三年，一方面积攒了较为丰富的执政经验；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她不仅继续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有效地在人口大国里治国理政的艰巨任务和复杂难题，同时更要正视和解决掣肘与制约这个超大政党自身建设与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新情况，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极为必要而又十分紧迫的。因此，深入探讨新形势下治理超大政党的科学理念与方略，使之长期处于执政地位而立于不败之地，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二、“大党”内涵厘定：政党研究的 　　新范畴 　　依照意识形态、阶级属性、执政与否等若干标准，政党可以划分为众多的不同类型。在人们日常观念中与“小党”相对比的“大党”概念，本身就是大党研究过程中首先碰到的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党”依然是一个既明确又模糊的概念。 　　关于“大党”概念有多种理解。就常识或感觉而言，“大党”似乎是与外在的数量和空间有关的规模概念。如果单纯从党员数量多少、组织规模大小方面来界定，那么拥有较多党员数量和较大组织规模的政党自然可以称之为“大党”。然而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否则就容易失之偏颇。“大党”虽然主要是一个与数量和空间相关的规模概念，就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来看，很明显它还是一个内在的与质量和作用有关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