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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时期提升中国人幸福感途径的研究 　　[摘要]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驱动力。然而在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的中国，多数人的幸福感并没有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上升甚至有所下降。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因此，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应采取多种途径不断提升公众的幸福感；二是民众自己要通过自我调适来提升幸福感。 　　[关键词] 小康时期；中国人幸福感；途径 　　[中图分类号]C913；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2-0042-07 　　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辞海》将幸福定义为，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幸福感不是一种短暂的情绪体验，而是指人内心中较为稳定、持续的快乐和幸福的感觉，是一种内在的长久的坚定的心理状态，包括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对自己生命质量的自我评价的界定，是对个体生活状态的全面积极肯定。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驱动力。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据2012年4月5日联合国首次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国内地排名仅居第112位，说明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GDP的增加而提升，甚至有些下降。根据一些研究成果，总的说来，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可分为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因而幸福感的高低，可从个人体验层面及社会层面两个维度来衡量，但更需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特别是从政府治理角度。因此，笔者认为，小康时期提升中国人幸福感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升公众的幸福感；二是民众自己要通过自我调适来提升幸福感。 　　一、政府应采取多种途径提升公众的幸福感 　　1.继续发展经济，通过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从而提升大众的幸福感。一般情况下，中国民众普遍认为收入是个人能力与价值的体现，因而收入是影响公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国民的幸福感存在着正向的相关性。从微观经济学中我们得知，收入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使消费者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因而能获得更高的满足程度。国际社会科学界近30年的探索似乎正在修改下面这个看似颠扑不破的结论：人们在收入水平低的时候，财富的增长的确能够带来幸福感的提高；而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而且物质生活的改善也不一定带来精神生活的改善，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精神生活恶化的可能。但从整个时间维度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会有新的期待，那么，继续发展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人们幸福感降低的问题，新的财富收入等级的提升能够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并使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其原因在于较高的收入会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更高的权利和地位，伴有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安全感加强，因而幸福感较高。因此，我们重视幸福指数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失业率等其他指标。恰恰相反，为了提高幸福指数，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拥有财富不一定就拥有幸福，但是没有财富，生活在贫困中，是一定没有幸福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而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1]作为中国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中宏保险于2010年发起的调查历时2个月，覆盖中国10个省区的35个城市，共有十万人参与。根据这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近70%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收入对家庭幸福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虽已进入小康时期，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何况目前的中国仍然存在四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城市“蚁族”）及经济欠发达地区，所以应继续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以提高全民整体幸福感。 　　2.推进民主政治，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幸福是人的终极价值追求。社会富裕程度越高，就越依靠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满足人的更高层次的需要。 　　一国公民的幸福指数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指标、社会安定以及内心“淡定”相关，也和民主政治环境相关。我们关注民生，以民为本，不仅要解决老百姓的穿衣、吃饭、上学、住房问题，还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推进民主建设进程，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也是增强公众幸福感的重要举措。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司法不公、政治腐败的社会里，民众将会有一种精神充实、心灵自由的幸福。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4月访美期间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的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这番话，深刻地点明了民主政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