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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水平大学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 　　摘 要：在当今世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是高等学校，高校科研活动对一国的人才、产业战略及整个创新体系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当前科技竞争与创新日趋激烈，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们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合理评价高校的科技创新效率对于引导科技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的13所高校科技投入产出进行系统性的评估，为下阶段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DEA模型；科技投入；绩效测量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概念。索洛认为，除了人力和资本等投入要素以外，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同样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函数方程，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1]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变革，科技进步与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极大的推动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科技进步所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已经成为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其经济增长与科学技术进步密切相关。一些国家通过发展与变革科学技术，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走上了强国之路。科技创新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可见，当今国际社会的竞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在于夺取科技创新的制高点，科技创新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影响重大。 　　为了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与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调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意义所在，并全面实施了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广东是经济大省，不仅地区生产总值要支撑全国，结构调整也要支撑全国，必须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走在前列，当好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广东面临发达国家先进生产力和发展中国家低要素成本的“双重挤压”，未来广东想要在挑战中赢得主动，实现新一轮引领型发展，核心是切换动力，关键是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实施重点建设是广东省迅速缩小与高等教育先进国家和地区差距、引领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形势，广东只有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才能在我??“双一流”建设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从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虽然广东是是教育大省，但不是教育强省，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数量少、科研力量不足，这是制约广东创新能力的突出短板。2015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7所高校作为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汕头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医科大学、深圳大学等7所高校的18个学科作为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此举为广东省高校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是高水平大学科技建设中投入产出效率如何，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研究的可能增量贡献在于：首先，系统性梳理广东省高水平大学科技投入、产出水平；其次，为多方位考察高校科技创新效率提供一种途径，为广东省下阶段科技创新政策制订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第三，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广东省高水平大学科技创新效率，有助于相关职能部门对院校的科研绩效进行科学评估，加快高校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广东省创新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高校科研效率的研究起步较早，从上世纪开始，欧美学者便涉及高校投入产出效率测评领域的研究。20世纪后期，德、澳、加等国家也逐渐加大对高校科技系统评估的投入。1994年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CHE，Center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成立，CHE不对各大院校的综合实力进行排名，只评估单个学科的发展水平，更好地体现出每个高校的学科特点。与CHE不同，1860年成立的德国的洪堡基金会给一些优秀学者提供奖学金，吸引他们到德国的科研机构或者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为其制定了权威的德国高校科研能力排名PS1。在美国，最早进行高等教育评估的机构是美新社。1983年，美新社对美国最佳大学的综合实力进行系统性评估，将美国的大学分成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高校，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基础。[2]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开始为高校科研经费提供拨款时，就已开展了科研评价工作，在1989年、1992年、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