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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典民国文献搜集整理之的思考 　　摘 要：文章从《广州大典》民国文献的收录时间、范围、内容及编目、数字化建设、文献保护等方面探讨了《广州大典》二期民国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9-0110-02 　　关键词：《广州大典》；民国时期；文献；搜集整理 　　2015年4月《广州大典》一期编纂工作全部完成，收藏了1911年之前有关广州的地方文献或广州籍人士的著作3，000多部[1]。目前，《广州大典》二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工作业已启动，主要是以民国时期广州文献为主。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种思潮的碰撞，依托出版业和印刷业的飞速发展，文献出版量规模很大。对这一时期文献的搜集整理，既能及时抢救保护文献，又可使之服务于学界，为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1 收录时间 　　民国文献的定义目前尚无定论。多数专家和学者认为：“民国时期文献泛指形成于1911年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载体。”而《广州大典》一期的“时间范围是以1911年为下限，个别门类延至民国”。考虑到文献的历史背景、著者的成书时间、出版周期、出版形式等，笔者认为，在搜集过程中可适当扩大年限，将上限延至清末，下限延至1949年年底。 　　2 地域范围 　　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要遵循地理区域原则。乔好勤认为：“地域范围的界定以现时地域行政区划为基础。”[2]广州，秦为南海郡治，东汉末为交州治，三国吴为广州治（吕岱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广州所以为名），元以后为广州路、府治。1918年设广州市政公所，1921年改设市政厅，1925年正式设市，为广东省会。1930年1月改置特别市，同年8月降为广东省辖市，1947年6月升为院辖市，1949年10月为民国“中央”直辖市，1954年降为广东省辖市。可见，广州不仅地名历经变更，在民国时期地域区划同样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在收藏文献时只是依据年代确定地域，势必给文献的搜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笔者建议延续《广州大典》一期的文献搜集地域范围，即“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3]。这样既能使文献的搜集有延续性，又便于开展搜集工作。 　　3 文献调查 　　民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其文献数量庞大，且史料价值高。从1986年起出版的大型回溯性国家书目《民国时期总书目》（以下简称《总书目》），收录1911年到1949年9月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约10万种，但该书目是以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藏书为基础，且不包括线装书、期刊、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及外国驻华使馆等机构印行的图书。目前，据陈晓莉、严向东统计，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就收藏有民国文献25万册、四川省图书馆15万册、南京图书馆70万册[4]。保守估计，《总书目》收书率约为60%[5]。笔者认为，在文献的搜集过程中，要采取多渠道、多方法的搜集模式，要立足本地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及文化馆、博物馆等，同时还应与其他地区的文献收藏单位建立合作互补机制，广泛搜集各单位馆藏目录、联合目录，检索联机公共目录，搜索网上资源，充实书目内容，以最大限度地反映民国广州文献的现存状况。 　　4 搜集范围 　　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曾指出：“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影片、画片、唱片、拓片、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并进一步指出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部分。”今天人们在文献搜集工作中理应遵循这一原则，广泛搜集广州民国时期的相关史料。 　　民国地方文献的搜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查阅1991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该书收录广州、佛山、韶关、惠阳、梅县、汕头、海南、湛江、肇庆等地区清代、民国时期编纂的地方志109种；查阅《广州市志?人物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广州史志丛书》以及《广州文献书目提要》《中医文献辞典》《中医人物词典》等，以此确定广州文献及广州地方人士；民国时期广州出版机构众多，如：广州石经堂、守经堂、凌宏道堂、开智书局等，这些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许多地方性刊物及各类图书，它们都是具有广州特色并对广州地方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献。 　　5 分类编目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他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