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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人工智能产品之法律地位再的思考 　　【摘要】本文的写作缘起是在阅读了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著名学者刘完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忧’外患与刑事责任”一文后引友的有关强弱人工智能产品法律地位的一些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忧’‘外患’与刑事责任”一文中，作者对强弱人工智能产品予以了定义并以刑法学的视角从刑事责任入手分别对其法律地位予以了深度剖析。关于弱人工智能产品，作者认为因其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所以仅仅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强人工智能产品因其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可以自主决策和行动，所以承认其主观故意和过失等心理状态，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本文赞成其关于弱人工智能产品的观点，但是，有关强人工智能产品的法律地位本文进行了一些新的思考：本文认为不适宜承认强人工强智能产品的法律地位，并且其应用仅限于科技研究领域，为“弱人工智能产品”的完善提供技术支撑，而不能以“产品”的形式投放到市场交易中，予以推广应用。本文将从人类与强人工智能产品的关系、人类大脑结构与强人工智能产品结构、法律演进发展的社会性以及人类主观意识内容的社会性、强人工智能产品发展的科技性及其主观意识内容的算法、程序和深度学习性来论述给予强人工智能产品独立的法律地位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行的。 　　【关键词】强人工智能产品强人工智能产品的科技性人类的社会性法律发展的社会性 　　一、人类与强人工智能产品的关系 　　华东政法大学刘宪权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忧“外患’与刑事责任”一文中从刑法学的角度指出“以人工智能产品是否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可以将其划分为弱人工智能产品与强人工智能产品。弱人工智能产品不具有辨认和控智能力，仅能在设计和编程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实现人类设计和编制程序的目的；强人工智能产品具有辨认和控制的能力，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其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刑事责任能力”，其观点肯定了“强人工智能产品”独立的法律地位。先不论“强人工智能产品”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本文并不赞成“强人工智能产品”以“产品”的形式流入市场予以大规模推广应用。2017年4月27日，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史蒂芬?霍金（StevenHawking）在北京召开的主题为“天？工？开？物”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GMIC）上发表了“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家园”的演讲，其中捉到“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确定。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存在着问题的趋势，而这些问题必须在现在和将来得到解决。但我们并不确定，所以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将无限地得到人工智能的帮助，还是被藐视并被边缘化，或者很可能被它毁灭。的确，我们担心聪明的机器将能够代替人类正在从事的工作，并迅速地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在人工智能从原始形态不断发展，并被证明非常有用的同时，我也在担忧创造一个可以等同或超越人类的事物所导致的结果：人工智能一旦脱离束缚，以不断加速的状态重新设计自身。人类由于受到漫长的生物进化的限制，无法与之竞争，将被取代。这将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未来，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自我意志，一个与我们冲突的意志。”人工智能的逐步强大确实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人类主导型”的社会的稳定性更要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辩证的思维，警惕强人工智能产品塑造一个“人工智能社会”，从而颠覆“人类社会”。阿西莫夫的科幻作品中，已经开始担忧机器控制的世界有可能对人类本身带来巨大的威胁，因此，其首先提出了“机器人学三大法则”：①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②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③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仔细思考，其机器人“三大法则”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要求机器人应该绝对服从于人，另一方面有要求?C器人要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性，即在人的利益与机器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该将人类的利益置于机器人的利益之上”。其矛盾之处正如同“要求一个人既要绝对服从于另一个人，又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二者是不可以共存的，若要真正将“强人工智能产品”提到与“人类”相同或者相似的地位，那么这种观点似乎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人类”相比较其它动物而言，最明显的特征是其“主观能动性”，要将“主观能动性”视为人类的“自然特征”的话，那其“服从性”就是人类的“社会特征”，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或者特定的社会环境场合中形成的。可见，“强人工智能产品”与“人类”本身就存在着天壤之别，“强人工智能产品”是先有的“服从性”，后有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类”则是先有的“主观能动性”，后有的“服从性”。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居于“主导地位”延续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