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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的研究 　　摘要：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中化石燃料燃烧活动的部门核算方法，以收集到的广州市活动水平数据为基础，估算了广州市2005～2014年居民生活能源消费CO2排放量。结果表明：广州市家庭碳排放由2005年的686.2×104 t上升至2014年的1891.1×104 t，年均增长率达15.4 %。同时，将部门方法与参考方法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发现两种方法核算结果的相对偏差在20%范围内。 　　关键词：广州；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6 　　1引言 　　尽管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多边制度和国家政策，但相对于1970～2000年人为温室气体年均1.3 %的排放增长率，2000～2010年年均增长率上升为2.2 %，以致2010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达490亿tCO2当量[1]。全球CO2浓度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并且全球温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2]。因此，控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一环。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作为城市碳排放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欧美国家，生活消费碳排放占城市碳排放总量的30 %～40 %[3]；在英国，伦敦市家庭碳排放是最大的排放源，占伦敦总排放量的38 %[4]，并且英国城镇居民碳排放明显高于农村居民[5]；在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呈上升趋势，1995～2010年年均排放增长率达8.0 %[6]。而随着城市化水平和人居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排放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7]。因此，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对温室气体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居民生活碳排放核算研究，在国家层面上，主要集中于碳排放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趋势、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及人均排放等方面的研究[8～11]，也有部分研究单独针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产生的碳排放[12～13]。在区域层面上，主要在生活消费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空间自相关性、城乡碳排放差异等方面进行了相关分析。而在城市层面上，北京、南京、上海、天津、开封、德州、昆明、厦门等城市展开了相关探索[14～26]，其研究需要的能耗数据来自统计年鉴或实地问卷调查，核算方法主要包括模型法和碳排放系数法。 　　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初步建成具有较强全球辐射力的国际商贸中心和我国南方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门户。广州市在居民生活消费碳核算的研究较为缺乏，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27]、排放特征[28]、空间差异[29]等方面，大多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缺省方法与排放系数，对于采用适用于我国碳排放估算方法的研究较少，且在不确定性分析上较为鲜见。因此，结合我国省级碳排放核算的部门方法和参考方法指南，对广州市2005～2014年居民生活碳排放进行测算、分析与验证，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意义，研究结果不仅可引导居民走向低碳消费生活模式，也可以为广州市低碳城市建设和相关决策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2核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2.1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界定 　　碳排放指温室气体的排放，本研究仅考虑CO2排放。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家庭碳排放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对于家庭碳排放的研究内容与边界尚未形成共识[30]。基于前人研究[10，14，20，21，30]，居民生活碳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指以照明、制冷、供暖、炊事、出行等为目的而直接消费能源而产生的碳排放，直接排放又可分为住房和交通两个部分[31]；间接排放来源于非能源商品和服务在全生命周期中所消耗的能源。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可获取的数据，仅考虑与住房相关的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其能源消费类型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主要包括煤炭、液化石油气（LPG）、煤气、天然气和电力。 　　2.2居民生活碳排放核算方法 　　本研究居民生活碳排放估算方法主要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试行）》[32]为方法学指导，采用部门方法与参考方法相结合。部门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需要依据行业、技术、燃烧条件及燃料属性等确定排放因子，且计算精度相对较高、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低的方法[33]。而参考方法是一种自上而下（top-down）相对较易获取统计数据和计算的方法，一般用于部门方法的验证和交叉检查[33]。将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碳排放量结果进行比较，若出现明显差异，则说明核算过程采用的能源消费量、低位热值量、含碳量及氧化率等数据可能存在问题。部门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量=∑i（ADi×EFi） （1） 　　公式（1）中，ADi表示居民生活分品种能源消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