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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逮捕程序完善之的思考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未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该规定表明:第一,我国的逮捕制度也是作为人人享有不受任意逮捕的保障而存在的,侧重的是逮捕制度的限权功能。在我国宪法中,关于逮捕制度的内容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章题之下,从条文结构看,像许多国家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一样,它也是作为公民人身自由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保障机制而存在的。因而,对我国逮捕程序的研究必须从宪法的高度着眼,强调其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任意剥夺的价值侧面,并以此为着眼点,对我国现行逮捕程序进行检讨和完善。第二,我国立法坚持实施逮捕必须经过法定机关批准或决定的原则。我国宪法从逮捕程序的角度明确规定了逮捕的决定机关和批准机关、逮捕的执行机关。在我国,除人民法院有权决定逮捕外,人民检察院享有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的权力;逮捕无论是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还是人民法院决定,都必须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是唯一的逮捕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需要逮捕的,必须报人民检察院批准,否则即为非法逮捕。第三,根据我国宪政体制,检察机关的法律性质与西方国家不同,它不是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而是自成体系的司法机关,享有宪法赋予的逮捕决定权和批准权。 　　 　　一、我国逮捕程序存在的问题 　　 　　根据宪法,我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对逮捕制度规定了详细的内容。这些具体的程序规定约束了逮捕活动,为每一个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利提供了制度上的基本保障。但是,也应当看到,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以及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相比,我国的逮捕制度在确保公民不被任意剥夺人身自由方面的程序设计上还有一定的不足。将逮捕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联系起来,并从逮捕制度应当保障公民不受任意逮捕及人权保障功能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程序的规定尚存在以下问题。 　　(一)逮捕权的配置不尽合理 　　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决定逮捕、人民检察院有权决定或批准逮捕。《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重申了这一点,并就侦查阶段的申请逮捕、审查批准逮捕等程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逮捕是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唯一的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公诉职能;同时,对于一定范围的案件还享有侦查权,承担着侦查职能。由作为追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的职权,常常被学术界指责为我国逮捕率偏高的重要原因①。即使是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由于逮捕决定者与审判者为同一裁判者,实务中也多为了审判的方便而适用逮捕,甚至对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被取保候审的人也是如此。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能不让人反思,由目前法律关于逮捕权的配置,是否能够有效地保障公民不受任意逮捕,是否符合令状主义的实质精神,是否能够保证诉讼的公正性? 　　(二)逮捕之后必然予以羁押 　　在我国,“逮捕”的效力包括对被逮捕人的羁押。司法实务中,逮捕后必然羁押亦是不争的事实,高逮捕率在事实上意味着高羁押率,与一些国家多捕多放的做法有着实质性不同。原因之一,在于逮捕之后缺乏有效的审查分流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由于对被逮捕人的讯问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进行的,实务中,该审查讯问程序往往成为追诉机关获取口供、核实证据的手段,关注、审查羁押的必要性往往被疏忽,尤其是对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件,逮捕执行后,不是由批准或决定逮捕的司法机关而是由公安机关自己负责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所以,这种自己审查自己的程序设计根本不可能防止不必要的羁押。而且,由于逮捕犯罪嫌疑人可以减少侦查活动的障碍,逮捕之后公安机关又可以随时讯问被逮捕人,这种宽松的制度客观上诱发了公安机关倾向于逮捕(羁押)的偏好,致使以捕代侦的做法盛行,逮捕率居高不下。 　　(三)被羁押人缺少对抗不必要羁押的救济手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据此,在被逮捕人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律师有权要求侦查部门在取保后释放被羁押人。但是,是否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在于侦查机关,而非批准或决定机关,且法律上并没有关于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