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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量刑制度之的改革的研究 　　摘 要： 定罪和量刑是整个刑事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不分，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严重，法官往往先入为主，量刑受定罪影响，致使被告人的轻罪辩护权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在量刑标准上量刑幅度也存在过大的问题，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些都是与我们的量刑目的背道而驰的。对量刑制度进行改革首先要完善量刑的程序，使定罪量刑程序有区别的分开，同时增加对量刑的救济程序和对量刑的检察建议，其次要细化量刑幅度，明确量刑标准。 　　关键词： 量刑程序；量刑制度；量刑标准；量刑幅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法制进程在大踏步的前进，很多重要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都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但是量刑制度的改革却迟迟没有推行，虽然有些地区的法院也进行了一些量刑方面的改革，但也都是浅尝辄止并没有深入下去。随着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法官的司法水平较之以前已经大为提高，很多案件的矛盾已经不是定罪是否正确的矛盾而是量刑是否合适的矛盾。所以改革当前的量刑制度使之变得更加完善是目前司法的当务之急。 　　一、 我国量刑制度的现状 　　（一） 量刑程序方面的现状 　　1、定罪量刑程序不分家，律师辩护遭遇尴尬 　　在我国审判程序中，定罪和量刑融为一体，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在庭审的过程中不管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即要进行定罪方面的辩护又要进行量刑方面的辩护。“除了列举证明有罪或者无罪所需的证据外，法庭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证据。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本身也必须考虑证据、发问并在集中于证据、提问以及解决有罪与否问题所必须的主张的同时，就量刑进行辩论。”[1]特别是对于辩护律师来讲，他们遭遇的处境更为尴尬。在我国的刑事庭审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律师使用“假如……”、“退一万步讲……”等词语。因为在律师在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当中，一方面他要立足于自己当事人无罪的主张，另一方面他还要面对当事人可能被判处刑罚的风险，所以辩护律师不得不进行罪轻的辩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律师在法庭上“精神分裂”现象的出现，这也会使得无罪辩护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2、法官容易先入为主，定罪量刑相互影响 　　我国定罪与量刑同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因此公诉机关在移送案卷的过程中既有定罪方面的材料，又有量刑方面的材料。这其中可能会有被告人之前的犯罪记录等材料，在进行审理的过程中，“法官有义务将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记录作为庭审中的证据”。[2]因此，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可能就会因为这些材料的而先入为主，影响对被告人的正确定罪，特别是影响无罪判决的做出。而在进行量刑的过程中，法官又可能过分的受此案中犯罪情节的影响，忽略其中应当或者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造成量刑的不公正现象。 　　3、被告人的罪轻辩护权利得不到保障 　　在审判的过程中控辩双方大部分时间都在就定何罪而展开，包括双方提交的证据也都是以定罪为中心，很少涉及到量刑方的证据或者是辩论。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公诉方与辩护方都只是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法庭质证和辩论，法庭根本不给予双方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3]而在那些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仍然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调查证据和组织辩论，对于案件的量刑基准以及各类量刑情节则缺乏必要的调查和辩论。法院判决书对量刑的理由很少给出充分的说明，这势必导致被告人、辩护人经常难以认同法院在量刑上的裁判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往往只关心定罪问题，而对于量刑问题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提出专门的证据和事实，而任由法官在法庭之外对量刑间题做出裁断。所以导致对犯罪人的量刑完全由法院来决定，辩护和犯罪人都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 　　（二） 量刑标准方面的现状 　　1、 法律规定量刑幅度过于宽泛，造成同罪不同罚 　　当前影响司法公正的很大一个因素就是在司法判决中同罪不同罚现象的发生。比如两个人在上海和云南分别实施了贩卖五百克毒品的犯罪，但是他们的判决结果可能就会存在很大差异，在云南他可能会面对被处以死刑的危险，另一个在上海可能仅会被处以十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刑罚运用其公信力有多大，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公正，也是令人感到深刻怀疑的。即使在同一地区，仅仅可能因为时间的不同，其判决结果也会有较大差别，特别是经济类犯罪，同是盗窃一万元五年以前与现在的判决就会有很大的差距。当然这之间存在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但是这与量刑幅度过于宽泛也不无关系。在我国的刑法中同一罪名刑罚的跨度可谓相当的宽泛，比如我国的故意伤害罪其刑罚的幅度就包含了从管制、拘役一直到死刑整个范围，可以说跨越了几乎我国整个刑罚种类和刑罚期限。在这样大的范围内进行刑罚的适用难免会造成“同罪不同罚”情况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