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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慈善募捐准入制度之的探讨 　　为公益进行慈善募捐本是我国传统美德，然而由于慈善募捐立法规范极其散乱，缺乏专业特点，导致诈捐、募捐主体混乱、募捐财产被滥用等现象无法得到很好的规制。关于建立何种慈善募捐准入制度争议颇大，今年6月17日在《广州市募捐条例》立法听证会上，有主建立行政许可制度者，有力争反对者。理论界亦有不同见解，有学者提出适用类似公司的登记备案制度的构想，也有提出设立许可制度者。募捐准入制度作为募捐法律制度体系之基础，对其进行探讨有助于我国慈善募捐的良性发展，集中社会闲散财富以助社会公益。 　　建立我国慈善募捐准入制度的探讨 　　我国慈善募捐现状令人堪忧，随意募捐、多头募捐、信息不公开、政府干预过多尤为常见，建立慈善募捐准入制度之旨意既在于解决募捐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又能还慈善募捐于民间，扩大募捐主体范围。建立何种准入制度，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应视不同情形分别立法较为妥适，采单一类型的准入制度实无法满足规制愿望，其原因详述如下： 　　慈善事业若要长足发展，不可开口太小，必须让这一“市场”充满活力，让更多主体进入慈善募捐的市场促进慈善资源的合理分配。英美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及港台地区的慈善组织比较发达，且行政相对高效民主一些，配套制度更为完善，单一严格的许可制能够得到很好的适用。而我国行政管理存在诸多弊端，尤以干预过多为甚，采单一许可制恐会导致慈善官方色彩得不到任何减轻，反而会阻碍慈善募捐积极性；若采取单一备案制不进行事前审查监督恐会引起以募捐为名之诈骗事件，因此宜区分募集申请人的不同情形分而治理。 　　一、自然人的募捐准入制度。自然人是否能够成为募捐主体？在《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与《湖南省募捐条例》中均未规定个人可以获得募捐资格，视察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各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慈善立法，并非都排除个人募捐，例如英国及香港均未排除个人募捐，只规定要募捐必须取得募捐许可而已。笔者以为不应排除自然人个人作为募捐主体：慈善组织以及其他公益性组织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中个人应急性需要，一般个人需要获得这些组织的捐助必须历经申请审查等一系列繁复程序，此时若不允他人通过社会募捐筹得款物以及应急之需，只能眼睁睁看见损害发生无法挽救，令持同情怜悯之心之旁人情何以堪？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在《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和《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中不是允许在本单位或本社区内进行互助性募捐吗？但是本单位本社区毕竟人数太少，范围太小，对于需要高额手术费医治疾病等情形实在无能为力。而且，赋予特定情形下个人以募捐主体资格，并不会有致欺诈性募捐之嫌。因为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自然人才可以进行社会募捐，并且在未来慈善立法中应设立集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行业监督一体的监督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法律责任制度，足以防欺诈性募捐的发生。 　　笔者以为对于自然人进行慈善募捐的准入应建立实质审查的临时许可制度。首先确立自然人只能为特定个人紧急需要而募捐，排除其为公共事业募捐的资格，因为公共事业必须有规划地进行涉及资金的合理分配，非组织完备、专业人员充足、资金雄厚者可为；其次，个人必须向募捐地政府取得许可证，申请时须提交募集原因事项、募集所资助对象、募集资金处理方式等文件，申请人填制相关表格并经审查即可；第三，由于此类募捐的紧急性，应设置7日的短期审查批准期限。第四，临时许可证的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个月，如需延长，可向原批准机关申请；最后，审批机关必须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及申请事由的真实性。 　　二、慈善组织的募捐准入制度。究竟何为慈善组织，笔者认为慈善组织是指依法登记成立的以慈善为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笔者赞成《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21条与《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17条的做法，对慈善组织实行许可与备案的豁免，原因有三：一为提高效率，慈善组织成立之初进行登记时已经过一遍审查，因此无须再次审查；二是慈善组织之审计、财务、信息公开等制度的监督作用使然，善款之不合法利用与支配可通过上述制度规制；三是基于我国国情，我国慈善组织不甚发达，需要鼓励慈善组织进入募捐市场增强募捐市场的活力，因而直接赋予慈善组织募捐主体资格，通过事后监督来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 　　三、非慈善组织的募捐准入制度。对非慈善组织应作不同于慈善组织的募捐准入制度设计，且应区分应急性与常态性两种情形而论。不过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问题，即非慈善组织是否仅限于非营利性组织而不包括营利性组织？若包含则是否应区别慈善组织以外的非营利性组织设计不同的准入制度？《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与《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明确非慈善组织仅包括两种类型即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 　　但笔者认为应包含营利性组织，此一理解符合扩大募捐主体的趋势并且有利于竞争，还可以鼓励营利性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