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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的项目周边居民邻避效应量表编制初探 　　摘 要 编制核电项目周边居民邻避效应量表，并进行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具体通过文献研究和个体深访，确定量表内容及其表达方式；采用QS核电站周边居民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量表的探索性与验证性因素分析。开发的量表包含风险感知、收益感知、公众接受度，以及邻避行为倾向四个因子，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适用于测评核电项目周边居民的邻避风险。 　　关键词 核电站；公众接受度；邻避效应；量表开发 　　分类号 B841.7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9.007 　　1 引言 　　发展核电是我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的重点，也是当前应对雾霾污染的重要举措，但是从各国的经验看，核电项目的公众接受度偏低（Slovic，Layman， Flynn，1991），具有典型的邻避效应（Welsh，1993），存在社会对抗风险。近年发生的广东鹤山龙湾工业园核燃料项目事件、台湾第四核电厂事件、印度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事件等，都是由于核电项目建设而引发的社会冲突。 　　当地居民或单位因为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造成不利后果，可能采取强烈的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行?椋ㄌ阑愫疲?2007）。这种群众排斥建设项目使用当地土地的现象，在西方被称作LULU（Locally-Unwanted-Land-Use）现象或邻避（Not-In-My-Back-Yard，NIMBY）效应；人们对于不喜欢的建设项目，表现出的嫌恶、避让或反对的心理特征，叫作邻避情结；与之相关的对抗活动，则是邻避行为。各类核电站、核废料基地，以及核燃料厂选址地的居民，普遍存在邻避行为倾向。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在发展核电的过程中，应当将邻避行为倾向作为重要的社会冲突风险监测对象，但是目前还未见有专门监测邻避行为的量表。 　　Downey（1986）总结反核运动发现，外部压力和社会控制机制失灵，内部的利益风险分配诱因、公众的信念等影响因素，共同导致了核能政策与核能技术应用的社会抗争。可见由核电项目引发的社会冲突，具有潜在的心理发生机制。研究表明，收益感知与风险感知是核电站公众接受度的核心解释变量（Songa，Kimb， Han，2013；Visschers Siegrist，2013；Wallquist，Visschers， Siegrist，2010；Whitfield，Rosa，Dan， Dietz，2009；Tanaka，2004），核电项目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一些群众认为核电的收益非常小，但是风险却令人难以接受的大（Slovic，1987）。显然，收益感知、风险感知因子，可以很好地解释核电项目的公众接受度。而偏低的公众接受度，又是造成核电项目社会冲突的主因。诺贝尔奖获得者费米（Fermi）很早就预见到公众对核能的接受态度偏低，将成为核能发展的巨大障碍（Wu，Naren，Han， Wang，2013）。但接受度并不是解释核电项目邻避效应的唯一指标，在谭爽和胡象明（2013）的研究中，风险感知也被用以解释人们反对核电站的行为。据此，本研究将用风险感知和公众接受度解释核电站周边居民的邻避效应，并编制核电项目周边居民邻避效应测量量表。 　　如图1所示，拟开发量表将包含收益感知、风险感知、公众接受度和邻避行为倾向四个影响因子。从各因子的理论关系假设看，核电项目收益感知的提升有助于抑制风险感知、提升项目的公众接受度；风险感知的增长会降低核电项目的公众接受度，并提升项目选址地居民的对抗行为倾向；公众接受度的提升则有助于减少项目选址地居民的对抗行为倾向。本研究希望可以利用该量表，分析核电项目选址地居民的潜在对抗风险。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由于核电项目属于邻避型项目，调查对象居住地与项目的地理距离，可能影响其接受态度，已有研究（如：戴正，张峰，芦丽嫦，胡丹标，胡艳敏，钟鹏飞，2014；杨广泽，余宁乐，韩重森，庄家毅，费新军，许雷，2006）绝大多数在距离核电项目30公里范围内选择调查对象。本研究的数据2014年在QS核电站周边采集。QS核电站座落于QS镇，该镇距离核电站在30公里范围之内，2014年全镇辖有11个行政村、3个居委会，常住人口9117户， 共3万余人。在基层干部协助下，随机抽取3个村1个居委会作为调查点，并采取入户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受调查家庭根据便利原则确定，每户邀请1名16岁以上家庭成员填写问卷。原计划调查400户家庭，实际完成问卷387份，有效问卷374份。其中，调查对象男性占40.6%、女性占59.4%；调查对象初中及以下占20.9%、高中文化占23.1%、大学（含大专）以上占56%；调查覆盖16岁以上各年龄段人群，并以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