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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馥续三十五举成书背景的研究 　　摘要：桂馥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书法家、说文四大家之一，精六书，擅篆刻，治印取法秦、汉玺印，不染时俗气息。笔者尝试从乾嘉时期的学术概况、桂馥的学术历程与学术特征和桂馥与吾衍《三十五举》三个方面对桂馥《续三十五举》成书背景进行研究，在乾嘉学术背景下所产生的以桂氏这种主要是抄录古人，述而不作的情况作出进一步的研究，树立人们对桂氏著作的重新认识和其对后世印论论著的启示，以及其著作所保留的印论文献价值对研究当今印论有其重要的参考作用，可见对桂氏《续三十五举》成书背景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 　　关键词：乾嘉学派；桂馥；《续三十五举》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主，乾嘉以降，随之形成了乾嘉学派，其学术特征为以考经证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由博而精，自成体系；这一时期大师辈出，各领风骚。桂馥作为乾嘉时期重要的学者，对其印学论著《续三十五举》的成书背景研究有其必要性。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入探讨桂馥《续三十五举》成书背景。 　　一、乾嘉时期的学术概况 　　治学方法或学术方法的形成是有源可溯、有本可依的。也就是说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基础的，可以说考据学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最初是指对人或事进行稽考以取信，进而又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订。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学术主要以六经为经典的儒家学术，对在历史过程中流传下来的经籍或文章的真伪或亡佚的现象，为更客观的还原经典、挖掘圣人的箴言与大义，伴随而来的考据学发展起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此时的经学研究可谓是一片混乱，隋唐以降，对混乱的局面进行整顿，唐代儒学开始重视考据，学术界通常称这一时期为汉唐训诂之学。宋明则主要以“理学”为主，但也有对考据学的继承和保留，只是更侧重于对经典思想内容阐述，治学方法强调“体悟”，“尊德性”成为儒学的主流。 　　目前有关研究乾嘉时期学术背景及成因的文章很多，鉴于繁琐，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然笔者要论述的主要是与乾嘉时期桂馥《续三十五举》成书背景相关。乾嘉时期的学术代表了清代的学术思想，这种独特的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胥思省《乾嘉考据学成因综述》一文中提到：“宋人疑古惑经以至于改经从而造成义理歧异，以及传统文献发展到清代数量庞大而良莠不齐的现象，表明清理传统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两个根本原因。”[1]可以看出，从纵向的发展来说，清初延续了以宋明理学为特征的学术思想，即是指“性与天道论”。 　　桂馥生于乾隆元年即1736年，时值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学术繁荣时期，伏尔泰说过：“了解前人是如何想的，比了解他们是如何做的更有益。”[2]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文章大部分是有关桂馥书法和《说文》等方面的研究，然有关其印论论著《续三十五举》研究的内容尚未发现，尤其是《续三十五举》的成书背景，对其成书背景的关注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桂馥《续三十五举》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一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著作特征是什么？那么要了解著作本身首先当研究其成书的时代背景及著作者的学术历程，还有就是其著作是否受到了前人著作的影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乾嘉时期具体的学术概况，乾嘉时期有关印学的专论并不多，可这并不排斥他们对于印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观点。 　　二、桂馥的学术历程与学术特征 　　桂馥的家世与生平有关文章已经研究的很详细了，了解了乾嘉时期学术概况之后，需要进一步了解其著作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无论任何一部著作都有其作者自身的思想和学术特征加入，并非著作者不加思考的抄录古人或凭空而出，桂馥《续三十五举》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代表，笔者在这里主要以桂馥的家学渊源和交游方面对桂馥的学术历程和学术特征试图加以深入研究，以用来理清其著作的产生背景。在孙雅芬的《桂馥研究》[3]一文中将桂馥的生平分为三个时期，即指早年里居时期、壮年出游时期和远宦云南时期。研究一位学者的学术历程与学术特征，无非是从其家学渊源、交游以及生活的地理环境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笔者尝试从这几个方面来论述桂馥的学术历程与学术特征。 　　（一）家学渊源 　　桂馥生于乾隆元年，三十年的里居生活，山东曲阜历史以来就是文化之地，孔子文化圣地，也是儒家文化源头，那么在里居的这段时间里，儒家文化围绕着桂馥的生活和学习，儒家文化的熏陶成为后来桂馥治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就是家学渊源，桂馥可谓是从小生活在书香世家，耳濡目染，其祖父岁贡生，考授州别驾，其父是乾隆三十三年以恩贡例选教谕，“教谕”是指宋代在京师设立的小学和武学中的教官，元明清县学皆置教谕，与训导共同负责县学的管理与课业，官为八品，掌文庙祭拜，教育所属生员。可以看出其父奋志读书，六十一岁得志例选为教谕。其父读书心志持久，也能直接影响到桂馥的读书治学之志。 　　早在家乡居住时桂馥已结交了很多共